刘六、刘七起义——明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农民大起义

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是明朝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官修《明史》也承认“流寇蔓延，几危宗社”。

河北地区地处京畿重地，是明朝的统治中心。这里，皇室贵戚庄田交错密布。正德年间，贵族庄田猛烈扩张，“奄人多夺民业为庄田”①，例如刘瑾党羽谷大用就强占民田至万顷。而贵族、豪势的庄田，绝不限于畿内，在当时全国范围内，封建统治者利用政治特权，大量侵占兼并土地，土地集中达到惊人程度。管庄军校更是无法无天，残民以逞，“民心伤痛入骨”②。而牧马之害则为患人民更深。自英宗时起，明朝政府强迫京畿人民代养官马，养马的民户称为“马户”，每岁征驹，如种马死亡或马驹不足，马户就得赔补。后来庄田激增，草场日削，饲料缺乏，军民苦于孳养。加以近畿徭役繁苛，人民困苦已极，失掉土地的农民无法生存，便沦落为驰马鸣箭的“响马”。由于他们时常打劫官吏、行商与富户的财物，被统治者诬之为“响马盗”。另外明朝统治者常以“捕盗”为名，滥杀无辜百姓，敲诈勒索，“民困已极，庐舍几空”③。这些地方的人民在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下，只有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刘六、刘七就是在官府威逼、走投无路之下发动起义的。

刘六名宠，刘七名宸，是霸州文安县（今河北任丘）的贫苦农民，兄弟二人“并骁勇善骑射”。他们因拒绝大宦官刘瑾家人的勒索，被官府诬为盗贼，画像捕捉。正德五年（1510）十月，刘六、刘七与刘惠、齐彦名等人，共推杨虎为首，在河北霸县发动武装起义。杨虎是河北交河县着名的“响马”。他曾和仲善良聚众起义，有数百人，投到京畿以内农民起义首领白瑛部下，随瑛转战山东临清一带。白瑛死后，杨虎统率白瑛余部，被天津兵备副使陈天祥所败。陈天祥招抚他，杨虎不受，便和刘六、刘七的起义军联合，声势大振。

正德六年（1511）二月，起义军分为两路，一支由杨虎、刘惠率领，转战河南、山西等地；一支由刘氏兄弟率领，转战河北、山东一带。两军约期相会。明朝统治者派遣惠安伯张伟和右都御史马中锡等督师进剿。刘六、刘七率领的农民军，“恃其马力”，“倏忽来去，势如风雨”④，奔驰在河北、山东一带广阔战场上，“破邑百数，纵横数千里，所过若无人”⑤。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和支持起义军，“所过乡落，莫不椎牛供具，甚至为之持门●中国历史大讲堂明朝大事本末●屏以摭矢石，为向导以攻州县”，“弃家从乱者，比比皆是”⑥，起义军很快发展到数万人。马中锡率领的京军敌不过起义军，明廷遂准备调边兵增援。刘六等听说边兵将至，便退屯德州桑园。马中锡“见贼强诸将怯，度不能破贼，乃议招抚”⑦。他亲自到刘氏军营中进行劝降，刘七当面痛斥明朝政府，“今奄臣柄国，人所知也，马都堂能自主乎”⑧？马中锡的招抚计划失败了。后来，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张伟畏怯避战，马中锡以“师出无功”，皆论罪被下狱处死。

杨虎、刘惠率领的起义军也很善骑，他们驰骋在河北战场上到处打击官军，弄得“密迩近郊，京师戒严”⑨。由于京师有备，他们便冲破敌军包围，转战河南，攻入山西，进入湖北、江西等地，兵锋所指“如蹈无人之境”⑩；然后又循故道北上，返抵霸州，与从山东回兵河北的刘氏兄弟胜利会师，企图一举攻下京师。

八月，明朝政府派兵部侍郎陆完兼右佥都御史提督军务，统京营、宣府、延绥军，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见敌军来势迅猛，遂避开锋芒，挥师南下，包围河北沧州。九月，起义军在沧州城下与敌军激战之后，决定转移到山东。济宁一战，义军焚敌运船一千二百艘。义军企图断绝明朝的漕运，同时“劫漕船以资食”。此后，农民军的活动地区，从大体上说，刘六、刘七重点在山东方面，杨虎重点在豫东苏皖以北地方。十一月，杨虎率起义军挺进苏北、皖北，当路经归德（今河南商丘）附近的黄河渡口时，中伏，杨虎溺水而死。起义军出奔河南，共推刘惠（又名刘三）为首领，称奉天征讨大元帅，秀才赵燧为副统帅。他们重新改组整顿队伍，建置前军、后军、左军、右军和中军；为应天下二十八宿，特编为二十八营，各竖大旗为号。同时，他们还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斗争目标，“置金旗二，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表示了农民军誓必暴力推翻明朝腐败统治的坚强决心。起义军严申纪律，禁止抢劫，不许妄杀无辜；但对于那些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的宦官、官僚、贪官污吏、恶霸地主，决不饶恕；对一些同情起义军的知识分子则采取保护政策，因此，起义军力量有了更大发展，人数达到十余万人。

正德六年（1511）十二月，当这支起义军攻入河南宝丰时，明政府派人送来“招抚榜”。赵燧在答皇帝“招抚榜”中说：“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浊乱海内，诛戮谏臣，屏弃元老，举动若此，未有不亡国者。乞陛下睿谋独断，枭群奸之首以谢天下，即枭臣之首以谢群奸”。赵燧答书前半部指出的是事实，是正确的；可是最后一句则暴露了他对封建皇帝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带有浓厚的皇权主义思想，这也是封建社会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

正德七年（1512），明王朝再度调集重兵，企图一举将起义军扑灭。起义军为了牵制敌军，再度分兵出击。刘惠、赵燧转战河南，刘六、刘七攻打山东。河南方面，明将仇钺拼凑重兵疯狂反扑。刘惠、赵燧在转战河南过程中，多次遭到明军拦截围攻，屡遭失利，于是从河南转入安徽；到六安后，又分其众为二，刘惠率万余人北走商城，赵燧率领一部分义军经安徽凤阳等地，移兵湖北，中途遇义军张通及杨虎余部数千人，声势复振。闰五月，义军在湖北应山与明军激战失利。赵燧突围后，削发化装成僧人，潜至江夏（今湖北武昌），准备进入江西再图大举，不幸被俘。刘惠突围到河南南召，在战斗中左眼中箭，自缢身亡。其他义军将士也在突围中被俘。赵燧等三十七名义军将士被执送到京师后，皆被处死刑。河南战场上的斗争失败了。

山东、河北战场方面，战斗也很激烈。起义军曾三打霸州，逼近京师。第一次威胁京师，《明史·陆完传》称：

刘六及齐彦名等扰山东，已而六复转而北，郤永败之潍县，迅趋霸州。帝将出郊省牲，闻之惧，急召完赴援，击破之文安。

第二次威胁京师情况，《陆完传》云：

七年正月，六等复突霸州，京师戒严，诏完及（谷）大用、（毛）锐还御近畿。贼乃西掠博野，攻蠡县、临城，大用、锐与遇于长垣，大败。

第三次威胁京师的情形，《陆完传》云：

贼南犯滕县，副总兵刘晖大败之……贼止之百人北走，沿途招聚，势复张。剽香河、宝坻、玉田，转攻武清，游击王杲败没，巡抚宁杲兵亦败，畿辅复震动。

山东、河北方面的农民军，曾三度威胁京师，但由于京师防守严密，义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攻下京城，所以又折回山东，转战河南，企图与刘惠部再度会合。当他们到达河南时，不料刘惠、赵燧兵败牺牲，义军陷入进退两难之中。明军集中兵力向刘六、刘七疯狂杀来。义军孤军作战，形势非常不利。刘六、刘七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被迫“弃马登舟”，率兵南下湖广、江西。正德七年（1512）闰五月，在湖北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战斗中，刘六在激战中不幸中箭受伤，落水牺牲。六月，刘七、齐彦名率军自黄州乘船顺流而下，攻下江西九江，转战于湖口、安庆、太平、芜湖、镇江等地，打得官军节节败退，曾“三过南京，往来如入无人之境”。但是，水战毕竟非惯于骑射的义军所长，明政府派彭泽、仇钺率军与陆完部会合，集中兵力进剿义军。一时间，大江南北，官兵云集，义军不习水战，变有利为不利。明军用大炮击沉义军船只，义军泊于南通狼山岛，凭高控险，英勇奋战。八月，在通州遇到飓风，义军弃舟走保狼山岛。陆完乘其不备，派兵夜袭，在水战中齐彦名中枪牺牲，刘七中矢赴水死。其余将士有的坠崖身亡，有的英勇战死，表现了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河北农民起义，奋战两年多，纵横驰骋数千里，转战今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山西、湖北、江西等八省，攻破州县城邑数以百计，多次逼近京师，“几危宗社”，是明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大起义，它所造成的影响，极其深远。这次起义由于它在军事上单纯采取游击作战方式，没有建立比较稳固的根据地，又多次分兵活动，使得兵力分散，沦于涣散。而起义军也没有提出具体鲜明的政治纲领，因而也不可能发动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持。这些都是招致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狡猾奸诈，施行分化离间政策，以给予衣粮田地相诱惑，以致自正德六年十一月至正德七年的一年内，农民队伍“解散投首者，令依前旨，免其粮差，已二十四万余两”。统治者的分化阴谋，对瓦解起义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也是促使这次起义失败的一个因素。

但是，这次农民大起义也给明朝统治者以严重的教训，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明武宗在农民起义中及起义失败后，曾下诏免除“灾寇”地区，如两畿、山东、河南、山西、湖广等地的税粮，并诏“流民复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明武宗死后，世宗朱厚熜即位，对正德时期的暴政，作了一些改革措施，如“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鉴于正德时宦侍之祸，即位后御近侍甚严，使阉宦专横稍为收敛；派官员勘查皇庄、庄田，退还正德以来侵占的一些民田，取消正德时开设的皇店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显示了农民战争的动力作用。

注释

①《明史》卷二○八《郑自璧传》。

②《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明孝宗实录》卷七六。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⑤《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⑥《明武宗实录》卷七四。

⑦⑧《明史》卷一八七《马中锡传》。

⑨《陵川县志》卷二○。

⑩《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明书》卷一六二《刘六传》。

《皇明资治通纪》卷三三。

《明史·仇钺传》。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五《平河北盗》。

《明武宗实录》卷九三。

《明史》卷一六《武宗纪》。

《明史》卷一七《世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