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之前关于游牧民族军事性形成原因

游牧国家是马上“行国”，其统治中心迁徙不定，游牧社会是一个基础不稳定的社会，游牧民族容易在内部或对外发动战争，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游牧民族的尚武性。游牧民族的这种社会形态和民族特性，是妨碍他们自己形成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以及在这种平稳的社会环境中发展经济、文化的一个致命弱点。但是，只要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地区，由游牧经济转向以农立国，并采用农耕民族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他们还是能获得较安稳的生存环境发展自己。蒙古人建立元朝后所得到的好处就很好地证实了此点。农牧文化结合的封建王朝元朝的建立，使蒙古人摆脱了游牧经济带来的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得到了在以稳定的农业经济立国的中央集权制发达的封建国家内发展自己的有利条件。为了更好地说明元朝的建立对蒙古民族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有必要对游牧民族尚武文化或军事性的形成，作一番深入探讨。

【关于游牧民族军事性形成原因】

军事性是游牧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属性，这主要体现在游牧国家制度的军政合一，游牧民族的武牧结合以及他们无止境地向外扩张和容易发生内部战争等尚武善战方面。游牧民族何以具备这种特性？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游牧民族军事性的形成是深深根植于他们的游牧经济体系之中，因此如从游牧民族所从事的经济生活视角切入，探求他们尚武文化形成的原因，似乎更能得到一些要领，更多地切中问题的主脉搏。

首先，由于游牧经济的单一性，促使游牧民族向外征战，形成军政合一、兵牧结合的行国体制。

游牧民族“以驼马牛羊为资产”。家畜是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主要财富，他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资料几乎都赖于此。但是游牧经济在产业结构上是不完美的经济类型。一切生活用品均依赖家畜的纯粹意义上的游牧业在世界上所有游牧民族中都不存在。四季的更替，要求游牧民族具备各种应季的服装，保证人体各个机能健康运转的各种营养成分，只靠肉食和奶制品也恐怕难以得到提供。他们虽然自己也经营一些家庭手工业和粗放农业，但游牧经济生活带来的动荡，不可能给予这些行业以大规模发展的机会，其结果必然是引起游牧民族农业生产的不足和工艺技术的滞后。历史上游牧民族愿意跟农耕民族展开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的原因也在于此。但是，在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农牧民族间以“绢马贸易”或“茶马贸易”等主要内容的和平“关市”贸易并不是经常顺利地得以保持下去的，在贸易过程中必然要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冲突，而矛盾激化导致双方关系破裂时，在经济生活上具有严重对外依赖性的游牧民族必然要依靠其强大的军事机动力大肆“犯塞”掠夺了。在本着导论部分中以诸多史实明确证实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频频南侵，主要是出于经济目的，即游牧经济类型的单一性造成的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物质资料的觊觎是驱使他们频繁南侵的根本动力，对农耕社会的抄掠，是游牧民族改变他们窘迫物质境遇的一种措施和最捷便的经济补救手段。因此游牧民族频繁外征，呈现出一种军事性，是与他们的这种经济生活密切相关。

游牧民族大规模向外掠夺，这一方面是游牧政权统治集团贪图奢侈生活所致。同时，做为一般现象的是，游牧民族首领对掠获物并不是全部吞噬，而是让每一个参加掠夺战争的游牧民均从其俘获物或缴获物中分得一份，有如匈奴人法律规定：“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厄酒，而所得获因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柔然军法：“先登者赐以获”；突厥人“抄略资财，皆入将士”；13世纪蒙古人“陷城则纵其掳掠子女玉帛。掳掠之前后，视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于门，则后者不敢入”，所得虏获要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有参战人员，最好是“没有人没有分到”。《蒙鞑备录》也说古代蒙古人“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虽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思汗皇帝献，余物则敷表有差。宰相等在于朔漠，不临戎者，亦有其数焉。”《元朝秘史》续集卷一记载说：“拙赤、察阿歹、斡歌歹三人，得了兀笼格赤，将百姓分了，不曾留下太祖的分子，及回，太祖三日不许三子入见”。游牧民族对掠获物的这种分配形式，无疑要激励游牧民具备“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兵牧合一的双重本领。此外，这种分配形式所决定的共同的经济利益的促使，草原上的不同游牧部落或部族很容易冲破种族和地域界限而啸聚，迅速形成部族联合制的国家，继续掠夺，甚至有时能暴风骤雨般地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创建辖境辽阔囊括众多民族的世界性帝国。而掠夺一旦停止时，他们也就作鸟兽散，强大游牧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烟消云散。在此过程中，游牧民族以兵牧合一和向外扩张作为特点的军事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对丰美水草的追逐，对游牧民族实行军事化也起到了推进作用。

家畜是游牧民族的最重要的财富，因此家畜繁殖得多而快，游牧民族就生活殷富，游牧部族和国家就强盛；反之就会衰弱凋敝，甚至走向衰亡，有如史书所载：“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但是，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进行，它对大自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畜群的饲养和繁殖，需要丰富的水草和适宜的气候，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和限制特别大。在当时生产力较低下的情况下，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特别小，一遇风灾雪雨，严寒旱疫，牲畜就大量死亡，生产受到破坏，社会经济即趋萎缩，人民饥饿困毙，部族也濒于绝灭。从这个意义上能够认为，获得水丰草美的牧场，意味着游牧民族发现了延续生命的源泉，失去之则要陷入“六畜疲羸，人皆菜色”，乃至整个部族都走向消亡的厄运。史书说游牧民族“惟藉水草”、“因水草为仓廪”，切中肯綮。匈奴人失去冬温夏凉水草丰美的祁连山和燕支山牧场之后发出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衍；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牧场家畜生命，这是摆在古代游牧民族面前的永恒主题。

但是草原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恩赐，游牧社会初期还能够想象为草原是以无边无际的旷野形式展现在游牧民眼前的，但是随着游牧社会生产力提高，家畜的大量繁殖，尤其是由于私有制的出现，各部族恐怕就不能像原先那样随意迁徙到他们所看中的任何一片优良牧场上放牧了。正确地讲，所谓的游牧并不是漫无边际地广阔草原上随家畜逐水草过着放浪生活，而是不同游牧部族在各自的“分地”内依季节变化过着有组织有规律的迁徙生活。如匈奴人和东胡人之间就“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地为瓯脱（即边界）”。恩格斯认为“在语言接近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小，在语言不接近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大”。除匈奴人和东胡人之外，我国其他北方游牧民族在四方扩张、建立强大游牧政权之前，也无一不是在自己的所谓“肇基”之地有限度地游牧的，甚至在属于同一族系的各个部落或部族之间也有一定的地域界线，史书载匈奴各部“随水草迁徙……然各有分地。”曹魏文帝初“自高柳以东，岁貉以西，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辖，各有分地。”突厥（狭义突厥）各部“虽迁徙无常……然各有地分”；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击灭薛延陀政权之后，铁勒回纥等十一姓的使臣奏称：“原先）奴等各有分地，却不能逐延陀去”。说明铁勒各部之间也存在游牧地界线。契丹人在游牧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也逐渐摆脱了“草处野外，无有定所”的在较大范围内移动的游牧生活，转向“始制部族，各有分地”，亦即《辽史·营卫志》所谓“分营为部”或“分营置部”；拉施特《史集》记载13世纪以前的塔塔儿人“他们的游牧区、宿营站和禹儿惕的地点，均按氏族分支[明确]规定，邻近乞台地区（即汉地，指中国北方地区）边境。”蒙古各部内部更有各自不可逾越的牧场，蒙古语称之为“农土”，《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译作“经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