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明神宗？败家子明神宗几十年不上朝
明神宗万历皇帝
张居正改革的十年，虽然给明朝带来了一点回光返照，但是对年幼的神宗而言，却是饱受煎熬的十年。在李太后、冯保、张居正的三重枷锁下，年幼的他被迫忍受超过常人无法忍受的严厉学习。李太后对儿子管教甚严，稍有不如意，神宗就要被罚跪，有时竟然要长达几个小时之久。教万历帝读书的张居正也以严厉出名。小皇帝背诵中稍有差错，张居正就会严厉地质问，训斥的话语让神宗无地自容。即使伴随神宗成长的太监冯保也是慈爱不足。每当神宗与小太监玩耍的时候，一见冯保马上正襟危坐，因为“大伴来了”。神宗10岁到19岁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故，时年58岁。神宗听说“张先生”病逝的消息，下令辍朝一日，派司礼监太监张诚为张居正治丧，并给他上谥号“文忠”，赠“上柱国”衔。七月二十九日，张居正的灵柩被运回江陵安葬。张居正的离去意味着一位时代的结束。被张居正摆布了十年的小皇帝，终于看到了牢笼的一丝缝隙，他再也不想过这种被压抑的生活，他想过真正的帝王生活。为了摆脱张居正的阴影对自己的笼罩，也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让所有人知道自己不再是昔日的“阿斗”，神宗必须彻底否定张居正。
神宗首先从张居正的死党、司礼监太监冯保开刀。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冯保被革职发往南京闲住，冯保的财产全部没收，后来在南京悄然死去。
神宗对冯保的处理是手下留情的，他不忍心将从小伴随自己成长的“大伴”处死。相比之下，神宗对张居正的处置却令人震惊。一些善于揣测圣意的人见冯保被贬，纷纷上疏弹劾已故大学士张居正。这些人一部分是张居正当政时的反对派，弹劾张居正完全是为了泄私愤；一部分是阿谀奉承的小人，试图通过弹劾张居正来赢得皇帝的赏识。他们所反映的情况，除部分属实外，大多是查无实据的。“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在专制的时代，大臣们完全是按照皇帝的眼色行事的。皇帝信任的人，往往会有许多人投奔到他的门下，以求得高官显位；而被皇帝憎恶的人，会遭到众人的不断攻击，直至他被罢免、抄家、流放，乃至于处死，张居正就是一例。
万历十一年（1583）四月，神宗下令查抄张府。虽然查出大量银两，但神宗并不罢休，对张居正诸子严加审讯。张居正长子张敬修受不了折磨，自缢身亡；三子张懋修被屈打成招。张居正的弟弟、子侄都被发配到烟瘴之地，流放充军。万历十二年八月，神宗下诏削张居正官职，夺所赐玺书、诰命，并公布他的罪状。张居正被彻底打倒。
随着张居正被打倒，张居正生前所进行的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明朝后期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国事开始逐渐衰落。张居正在神宗的支持下，通过改革挽回了颓势，实现了明王朝的短暂繁荣。但是张居正去世后，神宗却一反常态，全面否定并废除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西方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的进行，资本主义迅速在西方兴起。明万历九年（1581），尼德兰（荷兰）经过十几年的斗争，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而迅速崛起。而同一时期的东方，随着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的离世，他的改革成果也付之东流，他所开创的繁荣时代如昙花一现般地凋谢了，他企图强国的梦想破灭了。中国从此逐渐没落、沉沦，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张居正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的。从张居正本人来讲，他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树敌过多；他大权独揽、功高盖主；他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还是个孩子的神宗，稍不如意就加以开导甚至训斥，忽视幼小的神宗的内心感受。从神宗来讲，他在继位的前十年，受到生母李太后、大伴冯保和张居正的严加管束，他不能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快乐地生活，而只能在宫里学习处理政务，背诵儒家经典，这对一个孩子来讲是很残酷的，这样的环境必将激起他的叛逆心理。年幼的时候他不敢轻易表现出来，一旦他长大成人、独自掌权的时候，他就会将童年的怨恨发泄出来。再加上他年轻气盛，容易冲动，还有一些大臣们的不断怂恿等等，也就更加变本加厉。说来说去，其实最为关键的是张居正的独揽大权侵夺了至高无上的皇权。皇权一旦被私有，只要有人越雷池一步，他都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无论他的出发点是为公还是为私。
否定张居正，是神宗由励精图治到不思进取的重要转折。从此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不管万历初期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回归本性。总之，昔日勤于政事的皇帝已经完全变了。他开始不理政务，不见廷臣，甚至后来几十年都不上朝，对臣下的奏章留下不予批示，官位空缺而不填补，官员长时间得不到升迁。相反他却贪财、好色、嗜酒、奢侈。这正是“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当汴州”。
怠政。明神宗从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便经常以身体有病为由，下令免朝。自此以后，他不断以有病为由，停止视朝和讲读。从万历十七年（1589）之后，神宗开始长期居住在深宫内院，不亲郊庙（祭祀），不御朝讲（上课），不见群臣，不览奏章，不补缺官，所谓“万事不理”。历史学家孟森称神宗几十年不上朝理政为“罪梦之期”。阁臣赵志皋、礼科给事中范济世、礼部代理尚书孙慎行、御史翟风翀等纷纷上疏劝谏，神宗却置若罔闻，把奏章扣留不予批示，也不下发，有时还对上疏之人予以责罚。这就使得大臣们再也不敢上疏言论政事，下情不能上达，言路闭塞。由于神宗不理政事，大臣们又不敢自作主张，许多官职出现空缺而得不到增补，往往一个人身兼数职而不能兼顾。以万历三十年（1602）为例，南北两京已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官94人；全国缺巡抚3人，布政监司66人，知府25人。一些官员因长期得不到升迁，愤然封印离职，扬长而去，以示对皇帝的不满。这样许多机构陷于瘫痪状态，政务荒废。
贪财、奢侈。神宗把没收的张居正、冯保等人财产，全部据为己有；他还以采办木材、珍玩、瓷器、丝织品等名义，大肆搜刮民财；他向各地派遣矿监税使，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神宗对搜刮来的钱财，大肆挥霍。万历十六年（1588），明神宗修建寿宫，他令取出太仓库银二十万两，作为赏赐之用。回宫后，又对阁（内阁）、部（六部）大臣和管事太监大加赏赐。神宗在万寿山为自己建造陵墓，起名“定陵”。这座陵墓，共花了六年时间，每天有3万多军匠和民工在为他出苦力。石料是从相距一百里外的房山县大石窝采来的，木料则是从云、贵、川等地的深山老林中采集来的楠木和杉木。许多人因采石和采木累死了。特别是南方伐木的民工，到深山老林里去采树木，那里野兽很多，又遍地毒瘴，进山的人多半不能活着出来。明神宗为了建这座陵墓，共耗白银八百万两，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两年田赋的总和。他向国库要钱，不能够满足要求时，便派太监去搜刮。他还大兴皇庄，强占农民的土地；在大城市里开皇店，进行盘剥；他还派出税使到各地，设立关卡，凡舟车、粮谷、油盐、酒茶等，没有一项不征税的。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户部太仓外库存银仅剩下31万余两，张居正改革的成果已经让他挥霍怠尽了。
嗜酒、好色。自古皇帝多好色，这一点无可厚非，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朱元璋的子孙、明代皇帝的好色，更是胜过前代。万历十年（1582）三月，神宗在民间挑选秀女，一天就封了九嫔。神宗还喜欢和漂亮的小太监厮混，甚至同他们“同卧起”，实在是不成体统。
尽管明神宗几十年不上朝，但是明朝的国家机器依然能够继续运转，这点颇耐人寻味。首先这与明太祖建立起来的严密的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朱元璋的设计里，从中央的五府、六部、督察院到地方的三司、府、州、县，再到民众身边的里、甲，明朝统治的触角一而贯之，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横向来看，各个职能部门互不统属，相互牵制，避免了大权旁落。这种制度具有很强的弹性和适应性，经得起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变故。虽然最高统治者万事不理，但是官僚机构仍然能够比较正常地运转。尽管效率很低，但终究没有停滞。更为重要的是，神宗虽然怠政，但有惩于张居正的大权独揽，神宗始终都没有把权力轻易地交给任何人，明朝的大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尽管他很少使用这一权力。当威胁统治的事件一发生，神宗都是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万历三大征”的成功处理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