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明朝抗倭名将小传（3）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冬天，谭纶出任原职，巡抚陕西。但是还没有上任几天，大足县的民众就叛乱了，攻陷了7座城镇。于是，朝廷下令谭纶改任四川，他到位时乱民已经被平定。云南叛民的首领凤继祖逃到了会理，谭纶调集军队讨伐并平定了他。谭纶被升任兵部右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统辖两广的军务兼理广西，将岑岗的乱贼江月照等人招降了。
谭纶熟悉兵事，是一个合格的军事家，朝廷于是依靠他对付倭寇，遇到警讯就调动他们，他任官没有满一年的。等到南部的倭寇大略平定后，北部边关的祸患却方兴未艾。隆庆元年(1567年)，给事中吴时来奏请征召谭纶、戚继光训练兵马。诏令谭纶回兵部，升任左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的军务。
谭纶上奏说：
蓟镇、昌平的兵丁不满10万人，而且老弱者占一半，分别隶属几位将领，分散于2000里的防区。敌人集中兵力来攻，我们分兵防守，众寡强弱不等，所以言事者请求赶紧训练兵马。然而四大困难不解决，最终不能训练兵马。
敌人擅长骑射，不招募3万人经常练习车战是不能制伏敌人的。统计3万人的月饷，每年54万两白银，这是一大困难。燕、赵的兵丁的锐气在边防中耗尽了，不招募1.2万多名熟谙战事的吴、越士兵，掺杂在他们中间教练他们，必然难以成事。我与戚继光受召就可以立马赶到，议论的人认为不可能，不始终信任，这是第二大困难。军事崇尚严格，然而燕、赵的士卒一向骄惯，骤然被处以军法必然大为震惊骇然。况且又离京城很近，容易产生流言蜚语，徒然使忠诚、明智的士卒受到掣肘而废弃了功力，进而酿成其他祸患，这是第三大困难。我方兵士一向没有直接与敌作战，就是打败了敌人，敌人不心服，能够再次打败敌人，才能使敌人终身受创，但是这容易产生嫉恨与妒忌；想再有作为，祸患已经先到了。这是第四大困难。
按现在的情况考虑，请求调集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和督抚的标兵3万人，分成3个营，指令总兵、参将、游击分别统率他们，而且授予戚继光总理练兵的职责。春季与秋季两个防御期，三营的兵马各自调至边关附近。敌人来了就能将他们遏制在关外，敌人攻进来了就能与他们在关内决一死战。这两方面没有效果，我不逃避罪责。而且训练兵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现在秋季防御已经临近，请迅速调集3000名浙江兵，以缓解急迫的形势。3年之后，边防军训练好了就遣返浙江兵。
世宗看了谭纶的奏折，认为提得好，于是下诏全部同意了他的请求，仍指令谭纶、戚继光商讨分别成立3个营的事情。谭纶趁机说：“蓟镇训练了1多年的兵马，然而最终不见成效，是因为任务不专一，训练也不落实。现在应该责令谭纶与戚继光专门负责，不要让巡按、巡关的御史参与到这中间。”自从战争兴起，边防大臣受到舆论的牵制，不能有所作为，所以谭纶上奏陈述这件事。当然，这自然会遭到边防大臣们的反对。巡抚刘应节有不同意见，巡按御史刘*、巡关御史孙代又弹劾谭纶专横。但是新登基的皇帝朱载*采纳了张居正的意见，将练兵作战的事情全部委托给了谭纶，并且告诫刘应节等人不要阻挠。
谭纶考虑到边地关隘、要道的险易，道路的远近，将蓟镇分成12个防区，每个区设置1名小将，全军总共分成3个营：东营驻扎在建昌守备燕河以东的地区，中营驻扎在三屯守备马兰、松太地区，西营驻扎在石匣守备曹墙、古石地区。各位将领时常率兵操练，互相声援，管理办法周到明了。当年秋天，蓟镇、昌平地区没有警讯。过去调集陕西、河间、正定的兵马进行秋季防卫，到现在就全部罢除了。谭纶刚刚上任就在关塞巡视，对身边的将领说：“秣马厉兵，决定胜负于呼吸之间的方法适宜于南方；坚壁清野，钳制侵略之敌的方法适宜于北方。”于是他与戚继光谋划制定作战的方针、策略，并报告给朝廷，修筑了3000多个屯兵御敌台，从居庸关到山海关，控制着要害地区。谭纶被召到京城担任右都御史兼任兵部左侍郎，协助处理军务，御敌台修成，他又招募了9000多名浙江兵驻守。边防经过此番大整治，敌人不敢前来侵犯。谭纶因功升任兵部尚书，兼任右都御史，协助处理原来的事务。当年冬天，朝廷允许谭纶回乡休假。
5年后，神宗继位，继续重用谭纶，让他出任兵部尚书。万历初年，被加封为太子少保。给事中雒遵弹劾谭纶不称职。对此，谭纶多次上奏请求罢职，但是神宗总是下优诏挽留这位功勋卓着的军事将领。
万历五年(1577年)，谭纶死于任上，被赠封为太子太保，谥号襄敏。
谭纶前后致力于兵事30年，歼灭敌人2.
15万余人。他曾经酣战，刀刃上的血浸染了他的手腕，多次冲洗才清除。他与戚继光共事又共享声誉，史称“谭、戚”。有《谭襄敏公奏议》。
十二、邓子龙
邓子龙，生于嘉靖十二年(1531)，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字武桥，号大千、虎冠，明代着名军事家和诗人。邓子龙出生在丰城市杜市镇狮子邓家村，早年因生计所迫，游走四方。嘉靖八年(1529年)，遇吉水罗洪先于丰城东门白云寺，技艺大有长进，在罗洪先的帮助下，邓子龙考中了武举，从此走上了他长达40年的军旅生涯。
邓子龙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面临内忧外患、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当时中国沿海饱受日本倭寇和海盗的侵扰，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很大损失。邓子龙毅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倭斗争中，率领江西官兵进驻福建泉州一带，英勇抗击倭寇达10余年，先后转战福建、广东沿海，大小数百战，屡立战功。他先后受到陈晋德、吴桂芳、殷飞茂、郭成、张元勋等文武官员的器重，一步步由一名下级军官成为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将领，他的许多军事思想和理论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万历二年(1574年)抗倭战争基本结束以后，邓子龙被调回江西，先后任抚州把总、鄱阳守备，并在江西铜鼓一带成功平定了李大銮起事。在巡抚潘季驯的举荐下，邓子龙由铜鼓石守备升任浙江参将，巡视宁波一带海防。万历九年(1581年)，邓子龙奉命进入黔任武靖参将，一举平定了“五开兵变”，威名传播大江南北。
万历十一年(1583年)，缅甸东吁王朝在统一全缅以后，不断发动侵袭中国云南边境的战争，蚕食中国领土。在云南巡抚刘世曾和巡按董裕的请求下，明神宗命令邓子龙率军3000驰援云南。邓子龙到达云南前线以后，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先后取得了姚关偃草坡、攀枝花、湾甸、耿马三尖山等战斗的胜利，并配合随后到达的刘*部乘胜追击，长驱而入，攻下缅甸副都阿瓦，沉重打击了缅甸侵略者的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