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徽商的崛起
明代是中国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由于生产的发展，城市人口剧增，经济推行一条鞭法，把田赋、银差、力差及各种土贡、徭役等都折成银两征收，迫使生产者不得不出售部分农产品以获得货币来交纳赋税，这就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发展，农业的自给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渡，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又带来了观念的变化。嘉靖、万历期间，张居正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便提出了否定意见，他说：“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他旗帜鲜明地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把商业发展摆到了与农业并驾齐驱的地位。着名思想家黄宗羲更进一步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口号，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主之所欲也，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这种时代条件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商业的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徽州商人就是在个时代条件下应运而兴的。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中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徽商通过盐业生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其活动范围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无论从业人数、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
典当业古来有之，与其他行业相比风险小，获利稳，因此徽商继盐业后大举进入典当业。历史上记载说：金陵当铺总有五百家，大部分为徽商所有。后来他们把典当行设到乡村小镇，至此社会上又流传起“无典不徽”的谚语。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称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语。徽州方言成了当铺的通用行话，《古今小说》、《拍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明末嘉定县钱门塘丁娘子织的布匹质地特别精良，有个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赁屋子居住，专门收购这种布行销各地。于是钱门塘附近的外冈等镇都纷纷仿效丁娘子的织法，所织之布都被称为“钱门塘布”，这成了徽商手中的畅销货。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叶以后，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由于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粮食反而不能自给。于是徽人便迅速扩大经营，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
徽州山区盛产名茶，尤其是休宁、歙县所产的松罗茶最好。于是茶叶贸易逐渐成为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之一。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动。在徽商发展的极盛时期，江南市镇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经营。据万历《嘉定县志》记载，嘉定县罗店镇“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埒南翔”。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宫廷教育，明代又多有小皇帝，对少年天子的教育尤其重视。张居正以神宗的老师和顾命大臣的声望，热切期待神宗成为一代圣主，对少年神宗的教育，呕心沥血，还为小皇帝亲自编写《帝鉴图说》；对神宗的起居日用、行事为人，更是关怀备至，循循善诱地进行教导。这样亲密的师生感情，十年的友好合作，谁又想到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骤然变卦，满门查抄，几乎被掘棺鞭尸，十年心血毁于一旦！何以落得这样令人心寒的结局？
细品文化
感悟千年智慧
历代功勋卓着的改革家大多没有好下场，吴起、商鞅死于非命，运气好的王安石生在宋朝，但时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明代中兴名臣张居正虽然并非死于非命，但死后，先前对他推崇备至、言听计从的明神宗却扬言要对他“断棺戮尸”，家属代他受过，惨遭抄家充军的大祸，令同时代人以及后来的读史者感慨唏嘘不已，陷入深深的思索。为什么张居正会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呢？
张居正像问题的要害大概就在于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明实录》
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记录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实，是研究明代历史的基本史籍。其中包含《明神宗实录》596卷。《明神宗实录》指出张居正独揽大政的十年间，“海内肃清，四夷咸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亲，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这段话点明张居正邀祸的原因就在“威权震主，祸萌骖乘”八个字。
张居正给时人的印象是独断专行，这是他日后取祸的重要原因，而在当时他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吏治改革举措触及政坛痼疾，没有相当的力度难以奏效。无论是考成法，还是清丈田粮以及把江南行之有效的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无一不是阻力重重，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如果没有一点雷厉风行、独断专行的作风，恐怕一事无成。张居正过于严厉，操之过于急切，必然遭来许多非议。但是新政成效卓着，言官们难以抓住把柄，便从攻击张居正个人品行，离间他与皇帝的关系着手，如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河南道御史傅应祯以及巡按辽东御史刘台等。如果没有皇帝和皇太后的全力支持，加上宫内实权人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力挺，张居正恐怕很难推行其改革举措。
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