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商业研究
明清时期，是我国商业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明清时期的商业是向上发展的，主要表现于这么一些方面：
1.商品经济程度高。
明初在历经了多年的反元及统一战争之后，虽巩固了新生地主阶级政权，但此时已是国力空虚，民生凋蔽，恢复经济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头等大事。因此，明初统治者与其前代统治者一样，制定并施行了一些与民修养生息的政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很大提高。
明后期，经济作物的种植愈加广泛，更多的农产品流入市场，促使商业更加发达。除传统的粮、麻、丝之外，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农产品还有棉花、甘蔗、蔬菜瓜果、烟草、茶叶，甚至还有花卉和染料植物。
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表明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以粮为主的农业结构开始向多种经营的结构变化，同时还表明商品经济日益向农村渗透。最突出的是棉花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大，明代的河南、山西、山东都种上棉花，松江地区更成为全国着名的棉花集中产区；清代产棉区又扩大到河北、湖南、江西、四川，许多地方的农民生计的80%～90%依靠棉花种植。甘蔗在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普遍种植，所产的蔗糖远销东南亚和台湾。烟草自从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后，发展至清朝，已经在全国各地种植，福建的耕地大约有60%左右用于种烟，其他的如湖南、广西、陕西、甘肃也有种烟。其余的如茶叶、丝等等商品化程度更高。
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经济的兴起。如运河地区的棉花、烟草、果木的种植，都已成为商业性农业经营，并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化经营规模。专业化经营的出现，必然“引起各种农业区之间的，各种农业之间的，各种农产品之间的交换”，从而造成了区域市场经济的繁荣与活跃。
同时，经济作物的种植发展也为城镇的商业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农产品作为本地的主要大宗商品通过交通线上的城镇贩往各地，而由各地贩来的各种日用商品也通过交通要道上的城镇输往腹地的广大农村，通过城乡商品的交流，商品经济日益向广大农村渗透，农村自然经济逐渐衰退，商品经济因素日渐增长。经济作物本身不是供给农民生活必需，它一定会进入市场，这就为商业发展提供极大的机会，同时，农民也由过去的简单商品交换即商品进入市场，是为了获得商品，而逐渐转变为货币商品货币的模式。
农产品的商品化给农业的根本粮食生产带来新的变化，因为经济作物的大面积发展，占用了粮食种植的面积，经济作物集中地的粮食无法自给，因此需要外来的粮食补充，如江南地区在宋代还可以自给，但到了明清时期，由于本身的经济作物发展，就只好从两湖、江西、安徽等地运米补充，甚至要到四川等地运米，这些是商业发展的一种新迹象。
2.城市商业繁荣。
城市经济是中国商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春秋战国以来，城市商业就非常重要，而至明清，城市商业更是成熟，如北京明朝时，城内店铺林立，有三百六十行，还出现了许多专业性的批发市场，如米市、猪市、羊市、花市、煤市、缸瓦市等等。清朝时，北京商业更是超过明朝，庙市由22处增加为36处。除了北京之外，当时全国有“四大名镇”佛山镇、景德镇、汉口镇、朱仙镇，这几个地方，商贾辐辏，交易兴旺，是全国性的市场交易中心。
3.农村贸易活跃。
农村商业而言，明清两代比宋代走得更远，特别在南方，一个县的墟市往往达到20多个，甚至5060个，仅就福建省而言，福建八府一州，弘治年间有168个，至清乾隆年间已达700多个。有些墟市还专门经营一两种货物，如丝、竹、桑、茧、鱼、牛、鸭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地区在专业墟市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批市镇，这种市镇，经营的是大宗货物，如苏州的枫桥，是一个粮食市场，如湖州的双林镇，是一个丝市，吴江县盛泽镇，明初还一个50多户人家的村庄，明末由于丝织业的发展，成为丝绸的全国集散地。集市数量增大，密度增加。它是土特产的集散地，发挥着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功能，这些市镇位于交通要冲，或经济发达地区，商贾云集，贸易兴盛。通过它，农村集市被联结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单元区域市场，明清时期的区域市场有：岭南市场、苏松市场、湖广市场、淮北市场、漳乐市场、齐鲁市场、京津市场、潞泽市场、关中市场、川滇市场、辽东市场等。
4.团体商人的出现。
随着商业人口的增多，商人队伍在日益壮大，商业资本有了相当的积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地区性的商人集团应运而生，商业活动范围与规模的扩大，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是空前的，各地商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以地域为划分标志的商帮，如徽商、晋商、闽商、广商、宁波商人、洞庭商人、龙游商人、湖州商人等等。从商帮形成的情况看，大体上讲，商帮可有两种类型，一是徽商、晋商、江西商人、洞庭商人，他们所处的生态环境是这样的，山稠田狭、人多地少，农业无法消化劳动力，多余人口只好从商业上寻求出路，开始是利用当地出产的原料而制成的手工产品向外推销，或经营当地的特产，后来贩运多了，就打破地方的限制，开始经营各地的货物，成为大型商帮。一是湖州、无锡、陕西等地的商人，他们利用本地的商品经济优势和农业资源，向外寻求市场，在较好的物质基础上起家，积累一定资本，也就不再以推销本地产品为限制。明代后期涌现出来的商人集团中较具实力的是徽商和西商（山西、陕西的商人集团）。
徽商中以扬州的盐商为代表，非常富有，资产常以亿万计。俗语中有“无徽不成市”之说，徽商来自于地少人多的徽州地区，大多数人出身寒微，家底微薄，在经商之初一般只能从事小本经营，然而在他们中间，以小本起家甚至白手起家的例子却不胜枚举。
徽州商人无论是进行合伙股份式的经营还是进行承揽式的经营，一般都要订立合同作为商业信用的文字凭证，在合同签订的具体文书中，一般都明确规定了入股者或承揽人的特定权力和义务，这种将口头议定的结果用书面文字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方式，无疑是要求签订合同的各方承诺商业信用。徽商保持良好的商业信誉，这在典业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因为典业是以收取债务人的质押物作为保障债权手段的，当债务人提供质押物时，就必然要考虑当铺的信用是否可靠。相对于其他商帮来讲，徽州典商一般采取低利息率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信用度，如明朝后期，在南京开当铺的约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少，取利三分四分。徽州人铺本大，取利仅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于民”。徽州典商通过薄利经营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使得“人情最不喜福建”，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
南倭北虏一直是明王朝的心腹之患。为了防备蒙古封建主的南侵，明廷不断加固和修缮长城，并设置了九个边镇，到明中叶建立了以长城为主体的九边防御体系，将九镇防地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一防御体系有效地遏制了蒙古封建主的侵扰，使中国北方边境出现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并促进了蒙古南部地区的开发和汉蒙之间的友好往来。同时，庞大的九镇军需供应大大刺激了内地和蒙古边地贸易的发展。九边防御体系为晋商开展边地贸易创造了活动空间。
在明代的九个边镇中，位于山西北部的大同、宣府和山西三镇是九边防御体系的中心地带。大、宣、山三镇规模最大、驻军最多，耗费军饷最巨。明初政府为了给各边镇筹集军饷实行开中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招商代销制度，它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晋商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政策优惠，凭借地理上和交通的优势，通过贩运盐、米、布、草料等物品，捷足先登，首先占领了边镇军需市场，然后开始涉足于长城沿线的蒙汉私市贸易和马市贸易。
晋商在多年进行远距离的长途贩运贸易中，逐渐开拓和形成一些商业路线。在众多对外贸易商路中，以出长城，北越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的商路最为着名，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草原丝茶之路。试以中国福建武夷茶的运输来看，其运输路线是：从福建崇安县过分水关，入江西铅山县河口镇装船，顺信水下鄱阳湖，出九江口进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抵武昌，转汉水至樊城（襄樊）上岸；由河南入泽州（晋城），经潞安（长治）抵平遥、祁县、太谷、大同等地，再北上张家口，贯穿戈壁沙漠，到库伦、恰克图；再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除恰克图贸易外，还逐渐深入到俄国的克拉斯诺亚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经商，乃至设立商业分号，成为显赫一时的国际贸易商。
到清代的中、后期，晋商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帮，一度执全国金融、商业之牛耳，达到其鼎盛时期。晋商对外贸易的重点在陆路，但也没有放弃对海上贸易的竞争。清代介休皇商范家曾垄断中国对日本的生铜贸易70多年。规模空前的商业经营，积聚了大量钱财，仅祁县乔家、渠家、太谷曹家，榆次常家的流动资金即达5001000万两白银。雄厚的财力又为晋商从事国内、国际金融活动创造了物质条件，山西商人成为了中国民间金融机构的先驱，开办了票号。其势力遍及黄河流域。据史载，山西平遥人雷履泰首创民间汇兑机构票号，后为各地晋商争相仿办，不久发展成以平遥、太谷、祁县为代表的三大帮系，这三大帮系均在各省设有分号。不仅垄断了中国长江以北的地区，而且在长江以南势力也很大。据苏州全晋会馆碑刻，仅在苏州一地设立的钱庄就有81家。并且，晋商的钱庄、票号甚至扩展到了俄国、日本和南洋等地。
5.私人海上贸易发达
对外贸易，既包括中国境外的国际市场，也包括中国境内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贸易，主要是北部的蒙古、东北的女真、西北的青海和新疆、西南的西藏等，交易的内容主要是以茶易马。
明末清初是我国海上贸易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是以官方朝贡贸易为主，而自此后，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取代官方海上贸易。私人海上贸易发端于明朝初年，至嘉靖时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恰恰在此时，由于宁波发生“争贡事件”，明政府为了消除是非，推行“海禁”政策，禁止下海经商和捕鱼，于是，一些原来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走上武装经商的道路，与当时在中国沿海活动的日本浪人混为一体，是以倭寇的面目出现的，后来虽然有了戚继光、俞大猷的抗倭，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要想彻底平定倭乱，还是一个王朝政策的问题，一些大臣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明末，重新开禁。
当时的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主要有这么一些：江浙皖海商集团、闽广海商集团（主要是漳州、潮州人）、郑氏海商集团。如下，简单叙述一下郑氏海商集团的状况。
郑氏海商的起源要追溯到泉州的安平商人，此地从唐宋以来，以航海经商而着名，至明朝，更是活动频繁。在经商成风的社会环境下，郑芝龙很年轻就到广东香山澳寻母舅经商，由于香山澳是当时中外贸易的中心，郑芝龙在此学会了葡萄牙语，并掌握了一定的海上商业知识与必要的资本。而后，郑芝龙在帮助母舅经商的时候，与在东亚贸易中活跃的泉州商人李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成为其义子，李旦死后，财产和部众归郑所有，成为郑氏海商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郑芝龙的经营下，郑氏海商集团到崇祯初年，已具相当规模，并且，为了独霸海上，消灭其他对手，郑芝龙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抚，从此，他们的海商集团雄霸东南。郑成功继承父业后，更有声势，进一步壮大势力，成为东亚地区着名海商集团，曾经垄断该区的海上贸易。
当时由于郑氏集团的反清行为，清朝一开始采取“海禁”政策，而后又派施琅远征台湾，消灭郑氏集团，最终使兴盛一时的海上私人贸易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没有能够象西欧商人一样通过国家的支持，商业加暴力，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并最终到达了欧洲统治世界的目的。
6.出现大量商人会馆。
清代山西，农民和商贾各占50%，徽州经商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0%～80%，其它地方也是类似情况，浙江绍兴、金华自明代始，从商是仅次于为胥吏的选择，可以推测经商的人数不会少。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差异极大。人们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劳动、生息，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方言，甚至价值取向。大批人弃农弃儒经商，身处异地，面对与出生地区迥异的方言、风俗习惯，漂泊人生顿生出一种孤苦凄凉的心境，企求心理需要的满足推动了商人会馆的建立。在明清商人会馆中，由地缘关系组建的会馆占绝大多数。
同时就明清商人而言，阻碍他们获利的因素，首先是同行间的激烈竞争。除此，还有官吏的敲榨，牙行的盘剥。要解决好这些问题，显然靠单个商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于是，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商人就在会馆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