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农民起义：“父子相食”、京城出现“万人坑”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元帝国各地频频发生的天灾与日益严重的饥荒，无疑给反元起义烈火上浇了一桶油。据史料记载，自至正十一年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各地的天灾水旱等一直不断，伴随之蝗灾又频频袭来，中原大地和江淮流域赤地千里。朱元璋当年活不下去的家乡及其周围地区在经过数年的战乱后，情况更加糟糕。曾经几次擢升朱元璋的龙凤皇帝小明王兵败被围安丰时，城中曾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到了后来能吃的活人越来越少，只好去挖下葬了的死人，有的死人已经腐烂了，没法立即烧了吃，有人就想着用井底里的烂泥和着，做成丸子，用人油油炸了再吃。饥荒还蔓延到了元帝国中心大都及其周围地区。元政府大司农司曾在河北的雄州、霸州等地实行屯田种植，目的是确保京城的粮食供给，当时称为“京粮”。但在至正十四年大都还是发生了大饥荒，同样上演了“民有父子相食”的人间惨剧。四年后，灾荒、水患和蝗灾再次交相袭来，大都“民大饥”。至正十九年，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民大饥”。中原大饥荒爆发后，大都北京的情势就更糟了，那时“京师大饥，民殍死者几百万。十一门外各掘万人坑掩之，鸱鸮百群，夜鸣至晓，连日乃止”。
面对灾荒与饥民，历朝历代都有一定的紧急应对经验，归纳起来大致有两大者：第一，政府出面赈济灾荒和救济饥民，但这个举措要想得以推行，就必须有个大前提，那就是帝国政府掌握着相当的粮食储备或经济实力，问题是当时的元顺帝政府早就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就连首都人民都成批成批地饿死，哪拿得出什么东西来赈灾救民呐！史书记载说，“当元统、至元间，国家承平之时，一岁入粮一千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四石，而浙江（实际应指江浙两省，本书作者注）四分强，河南二分强，江西一分强，腹里一分强，湖广、陕西、辽阳总一分强，通十分也”。这就是说元帝国政府的税粮收入40%～50%来自江浙，20%来自河南，10%来自江西，10%来自腹里，10%来自湖广、陕西、辽阳。可浙东地区发生了方国珍起义、苏松等浙西地区被张士诚攻占了，河南、山东蝗灾遍地，陕西等地也发生天灾……由此“京师索然”。第二，官府招兵，荒年招兵是解决灾荒和饥民、流民的最好办法。由于历代帝国的兵政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俗话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普通民众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去当兵。但在荒年可不一样了，饥民们饿到了父子相食的地步，即使当兵再不好，但还是能避免这样的惨事发生。其次帝国政府可以通过招募饥民与流民为兵的手段，既能熄灭饥民或流民当中燃起的反政府起义烈火，也可调集这些组织起来的饥民或流民来对付其他地区的反政府起义，真可谓一举两得。不过这项措施要想实施，说到底还是取决于帝国政府有没有财政经济实力。而从元顺帝统治中晚期的实际来看，大元帝国这口经济大灶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了。
经济枯竭，熊熊的反元烈火又四处燃烧，为了挽救大元帝国行将覆灭的命运，至正十五年（1355）元顺帝终于迫不得已下诏：“听富民愿出丁壮义兵五千名者为万户，五百名者为千户，一百名者为百户，仍降宣敕牌面”。百户、千户和万户都是元朝的中下级官职，而元顺帝的这项诏令向世人表明：不仅原先大元帝国连刀剑等武器都不让百姓摸一摸的极端军事专制制度到了这时候终于迫不得已开了口子，而且连一直死水一潭的蒙古贵族政治寡头职官制度也在面向社会开放了，甚至在实际操作中还予以了更多的优惠，譬如许多组织起“义兵”武装的头头们是否真的要分别拥有元朝政府所规定的100、500和5000人头数以上的，才可分别称为百户、千户和万户呢？也不见得那么刚性。那时只要有谁能拉起一支队伍来，爱怎么称呼全由自身的实力说话，元朝政府一般不会过问，就是“王”一类不能乱称。当时人们最喜闻乐见和最时髦的称呼就是元帅，就像今天的经理、老板、老总一类，满大街都是。那时的“元帅”也特别多，有几个“弟兄”，拥有几支烂枪，就称元帅了。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大元帅、元帅和准元帅中，有三个人后来比较有名，他们是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
答失八都鲁是蒙古贵族的后裔，以世袭万户镇守罗罗宣尉司，曾出征云南，升为大理宣慰司都元帅。至正十一年，元廷特别授予他四川行省参知政事，令其率本部探马赤军3000人，跟随平章咬住征讨荆襄地区农民起义军。答失八都鲁曾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得义丁20000人，编排部伍，组织训练，使其成为四川地区镇压农民起义的凶悍义兵武装力量。鉴于答失八都鲁所建立的功勋，至正十四年，元顺帝擢升他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兼知行枢密院事，总荆襄诸军，即总负责指挥荆襄地区各路义兵，共同镇压农民起义。
察罕帖木儿，畏兀儿人，曾祖阔阔台，元初跟随大军进驻河南，从祖父乃蛮台和父阿鲁温起，察罕帖木儿家就安在了河南颍州沈丘，所以很多书上都说他是沈丘人，也没错。据说察罕帖木儿从小就十分好学，还曾参加过元朝的进士科考试，“常慨然有当世之志”。至正十一年，刘福通等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爆发，“江淮诸郡皆陷”。第二年察罕帖木儿在沈丘组织义兵，专门对抗红巾军，曾与信阳之罗山人李思齐合兵，在罗山成功地偷袭了刘福通起义军。消息传到元廷，元顺帝授他为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为汝宁知府。后来察罕帖木儿率领他的义兵武装转战中原，成为元末北方地区农民起义军最为危险的敌人。
尽管像答失八都鲁和察罕帖木儿的义兵武装十分凶狠，也非常危险，但从那时的全国整体形势来看，各地的义兵武装，一来都处于刚刚创立阶段，规模小，力量弱，构不成对反元起义军很大的危险；二来他们之间互不买账，谁也统辖不了谁，而且还会时不时地相互攻略，这样的局面恰恰有利于各地反元起义军势力的日益壮大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