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商便民”——清初手工业和商业的复苏和发展
清朝入关，战战兢兢，只怕农民再像明末时一样揭竿而起，推翻自己的统治，因此，在军事上实行着残酷镇压的同时，政治上比较保守，对一切可能撼动封建秩序的新事物，都认为“不宜开端”，经济上着重于“以农事为首务”，对明朝中、后期已经逐渐发育起来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并不维护，甚至加以严重地摧残。加之明末以来的战乱，清初以来的屠杀，工商业也就变成了一个烂摊子。江阴、昆山、吴江、松江、嘉定、扬州、苏州，人口锐减，工商业一片萧条。17万人口的江阴，只剩下53人；丝织中心的苏州，六门紧闭，城中死者相枕藉；棉织中心的松江等镇，布号纷纷歇业；成都的织锦业“锦坊焚尽”，饶州的制瓷业也“一蹶不振”了。所余一点可怜的工商业，在强索贱卖、关卡林立之下，实在是艰难竭蹶。清初的税收虽不算重（买牲口，银一两才税三分；买田、房，银每两也才收三分税；开当铺的，每年才纳税银五两；京中行、铺，每年最少的只纳二两半），但因关卡林立，工商业者就有输纳之苦、过桥之苦、过所之苦、开江之苦、关津之苦、口岸之苦，而官吏又因有多征受奖的规定，于是任意苛索，因此，商人们更是“不苦于关，而苦于关外之关；不苦于税，而苦于税外之税”。钱、斗的标准不一，外贸也几乎陷于停顿。
康熙皇帝即位以后，虽然也不断高喊“为君之道，要在安静”、“致治之道，无过法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类的口号，但也认识到“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主张凡事要“因时制宜”。所以，为了保证税收，他又提出了要“恤商”、“利商便民”。他反对官吏任意苛索勒取，禁止关津口岸杂税，取消他们溢额晋级的规定，宣布“不亏行户”是整饬吏治的标准之一，规定扰害商人的首要分子要按光棍例治罪。安徽全椒县知县，克扣杂货铺、布铺、酒铺、猪肉铺五十九两七分银子，被流放到宁古塔；浒墅关（江苏吴县西北）监督桑额私封“便民桥”征税溢额，受到严处。他停止了各州县市镇的房号银，并将主张重征的恭顺侯吴维华下刑部议处。他禁止官吏封借商船运兵作战，却允许漕船携带商人、货物。康熙五十四年（1715），江苏巡抚张伯行，苛刻富商，康熙皇帝把他训斥了一顿，说：他们的家资都是从贸易积聚而来，干嘛要苛刻他们！
为了便“民”利商，康熙皇帝下令统一了制钱的重量（顺治时不断变化：先是一文钱重一钱，后改为一钱二分、一钱二分五厘、一钱四分等），规定每钱约重一钱，一串值银一两。他废除了金石、金斗、关东斗，规定每省一律用底面平准的升斗，并亲自观测校准标准的铁升、铁斛。他还规定标准，秤以十六两为一斤，戥以十三号砝码为准。台湾回归后，他撤销了迁海令，开放了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广州、宁波、漳州、云台山）为口岸进行海外贸易。有的官员曾经反对，他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过去虽然严禁，那些私自出海贸易的又何尝停止过！凡是主张海外贸易不行的，都是总督、巡抚自己想捞油水！”他甚至还允许商人买卖火药，军器。这样，漂洋过海出去贸易的人就很不少，天津的郑尔端、蒋应科就是最有名的外贸大商；而福建的额课，一半竟靠了发洋货船征收而得；康熙二十三年（1684），广东就有了十三行，掌握外销货物之事。有个叫屈大均的清人，曾在一首竹枝词里描写过广东外贸的盛况：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出货口。开向二洋。
五丝八丝广东丝缎。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而厦门，竟有一种商人团体，排斥皇商，独占了对外贸易！
清初严禁采矿，康熙十四年（1675）起，放宽了限制。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川一碗水地方，有一万人偷采，地方官要驱逐，康熙皇帝不许。有个叫王纲明的商人也雇人采矿，地方官想取缔，康熙皇帝不但说“姑免禁止”，不许豪强霸占，而且提出“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的口号，来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地方生事。因此，矿业有了发展。康熙元年（1662），全国只有五个厂矿，到康熙最后的20年里，仅云南就有铜矿场、坊18处，工人70万到200万人之多。
纺织业方面，康熙皇帝取消了机户不得拥有织机百张以上的限制，提倡“有力者畅所欲为”。因此，苏州城内外有了踹坊300多家，踹匠不下万余，而广州的丝织水平已堪与苏杭竞秀，苏州、佛山的棉织水平，也足能和松江媲美。广州丝织，有线纱、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等名目，苏州的程益美号则“一年销布百万匹”，“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康熙三十四年（1695），松江府上海县，一次就售出青蓝布三十万匹；而松江的“飞花布”、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绒毯，也被誉为“天下第一”。康熙年间，南京、苏州的丝织业中，还出现了清代最进步的经营方式账房：拥有大量资金、织机、原料的账房，把原料、织机分给小机户，机户把原料送染坊染色，交络工络丝，织成绸缎后送账房成批出售，有时账房本身也设机督织，因此，它不仅成了组织机户生产的大包买商，而且还是大手工场主。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推动了制糖业的发展。台湾糖厂，不仅有独自单营的“家廍”、蔗农合办的“牛犇廍”，而且还有几家业主合股开办的“公司”。康熙年间，台湾各厂，年产蔗糖二三百万石。
无论在糖厂，还是在纺织厂中，分工都精细起来。糖厂中，有糖师、火工、车工、驭牛工、剥工、看牛工之别；纺织厂中，也有掉工、摇工、刷工、率工、打边工、织工之分。不同工种的人，应雇时还有不同的地点。苏州：缎工立于花桥，纱工立于广化寺桥，摇丝的车匠立于濂溪坊。吴江：以日趁雇的不同工种的工人，则分别在长春、泰安诸桥等候。
陶瓷业，不但在康熙时有了恢复，而且有了较大的发展。景德镇商贩毕集，工匠人伕不下十余万。素三彩是此时的创造，传到同治时（18621874）的品种仍有五十余种之多，诸如盖碗、帽筒、笔筒，都是前代所没有的。瓷胎的白度，已达到现代瓷器的技术水平。那柳叶瓶（俗称美人肩），长颈瘦肩、丰胸敛腹，宛如一个个亭亭玉立的美人。用高达摄氏1310度的高温烧成的彩盘中，那桃花片（俗称美人醉），有的泪濛濛粉红中密集深红的斑点；有的一部分深红，周围渐渐晕散为淡红；有的深红之外，又呈黄、绿；有的则深绿、浅绿之中，却泛出不同的红晕。五彩中文以粉彩、珐琅彩为独到：粉彩光泽柔和、画面如生、立体感强；珐琅彩瓷器，壁薄如蛋壳。五彩瓷器上，有缤纷的花卉、蹁跹的飞蝶；布壮丽的山川日月，有耐人寻味的神话故事；也有人马奔腾的战斗姿容，以及耕织渔猎的欢乐场面。……
康熙时期的统一、安定和工商业的恢复、繁荣，不仅涌现出一批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南京、广州、佛山、厦门、汉口、无锡、镇江、扬州、淮阴等，而且南京、广州、佛山的丝织业已与苏、杭齐名，苏州、佛山的棉织业也与松江媲美。全国许多市镇普遍存在着木作、铜作、铁作、漆作、磨坊、油坊、酒坊、机坊、纸坊、糖厂等大大小小的手工业作坊，仅福建瓯宁一地的制茶作坊就有上千个；苏州的造船业，私营也远胜过官营，官、私造船量，一年即达千余艘。
不过，康熙皇帝毕竟只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经济的藩篱，因此康熙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仅远不如封建经济的强大，而且带有强烈的封建特色（大作坊多由官办、官督，产品也多由官销；许多大商人又兼为官僚大地主，如徐乾学在无锡即有田万顷，高士奇在平湖县即有田四千顷，等等），并时时受着把头、白赖和封建行会的勒索、限制，因此，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只算是在一些部门有一些小的复苏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