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缘起与定位

浙江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且不说作为史前文化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古文化遗址宣告了浙江古老大地属于华夏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仅就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吴越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影响而言也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浙江先民以人为本、艰苦创业、追求事功、务实诚信的人文精神形成了浙江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这也成为浙东学派学术精神的源头活水，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浙江的历史文化传统孕育了“浙学”与“浙东学派”的学术精神，而浙学精神又大大促进了浙江乃至中华文明的提升与发展。

然而从学术发展的脉络而言，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浙学”的源头，大概只能从东汉时代的王充算起，王充是东汉会稽郡上虞县（今属浙江绍兴市）人，这里是古越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他自然受到浙江历史文化的熏陶，王充的高祖以上是魏郡元城（今属河北邯郸市）人，这里是中原文化的重镇，他青年时代又曾游学京都洛阳的最高学府太学，并在当时的学术泰斗班彪门下学习经史诸子之学，与班彪之子班固结为学侣，这使他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王充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形成了思想体系的学者，他的“实事疾妄”学术宗旨代表了一种求真务实、批判创新的精神，而这正是后世浙东学派学者所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

但王充时代并没有形成风起云涌的思潮和人才济济的学派，“浙学”与“浙东学派”的成型还是在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之时，永嘉、永康之学给浙学打上了追求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烙印，金华、四明之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到了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阳明学派不仅遍及两浙，而且风靡全国，确立了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模式的心学理论体系，至于明末，刘宗周（蕺山）修正了阳明四句教言，立诚意慎独之旨，突出了儒家道德的正义性与民族气节的崇高，形成了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但自南宋以至明末，虽然浙东学脉的传承有迹可寻，却只有“浙学”之名而无浙东学派之名，直到清初，蕺山高足黄宗羲“上承王（阳明）刘（蕺山），下开二万（万斯大、万斯同）”（章学诚语），以其批判、务实的精神力倡重视实践的“力行”哲学，开创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从而使“浙学”与“浙东学派”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

我们在本书“引论”中从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的概念作了简略的论证，这里再作一些具体的补充说明。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之缘起，我们从黄宗羲所撰南雷文中可以探知一二，他说：

甬上有讲经之会，君与其友陈赤衷等数十人，尽发郡中经学之书，穿求崖穴，以立一哄之平……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会为之砥砺耳，又说：

丁未、戊申间，甬上陈夔献创为讲经会，搜故家经学之书，与同志讨论得失，……数年之间，仅毕《诗》、《易》、《三礼》，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见，如万季野之史学；万充宗、陈同亮之穷经；躬行则张旦复、蒋弘宪；名理则万公择、王文三；文章则郑禹梅清工，李杲堂纬泽，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万贞一、仇沧柱、陈匪园、陈介眉、范国雯准的当时，笔削旧章，余子亦复质有其文，呜呼盛矣！

这个甬上讲经会的成员，大致就是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主力，但当时并无“浙东学派”的称谓。

“浙东学派”的概念，从黄宗羲的评论看，最初大概是负责编纂《明史》的明史馆臣对明代王阳明以后的浙江学术传承的一种泛指，就像南宋的朱熹将叶适、陈亮、吕祖谦之学概括为“浙学”一样，是带有一些贬抑之义的，这个名称见之于文字，则是黄宗羲最早记录的，他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中，批评了明史馆馆臣所谓“浙东学派最多流弊”之说，他评论说：

顷有传《修史条约》“理学”四款，……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为正统……其二言白沙（陈献章）、阳明（王守仁）、甘泉（湛若水）宗旨不合程朱……其三言“浙东学派最多流弊”，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王阳明）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攀龙）云“薛文清（瑄）、吕泾野（柟）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逮及先师蕺山（刘宗周），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

显然，黄宗羲在这里所说的“浙东学派”，指的是从王阳明到刘蕺山的“东浙学脉”，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

现代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是由近现代学术大师梁启超首先提出的，梁氏于1902年所撰《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说：“浙东学派……其源出于梨洲、季野而尊史，其巨子曰邵二云、全谢山、章实斋，……吾于诸派中，宁尊浙东。”梁氏又在1923年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明清嬗代之际，王门下惟蕺山一派独盛，学风已渐趋健实，……而梨洲影响于后来者尤大，梨洲为清代浙东学派之开创者，其派复衍为二，一为史学，二即王学。”由此可见梁启超对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的推崇与学派流变的认识之具体。

但梁氏论清代浙东学派却存在一个偏向，即把这个学派仅仅看作史学流派，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论清代学术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自梁氏以后，学者论及清代浙东学派者，大多受梁氏影响，而称“浙东史学”或“浙东史学派”云云，如何炳松称“浙东学派”、“浙东史学”，陈训慈称“清代浙东史学”，杜维运称“清代浙东史学派”，等等，关于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与定位，笔者在20年前发表的《黄宗羲与清代学术》一文就对梁氏之说提出异议：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前人往往作狭义的理解，称之为“浙东史学派”，并以章学诚为其殿军，恐怕有失偏颇，愚意以为，浙东学派是一个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在内的学术流派，虽以史学成绩显着，但不应仅仅视作一个史学流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擅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王梓材，其文学代表人物则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则有陈、黄炳垕等，尽管二十年前的研究还有些粗糙，但我的基本看法至今未变，并且自信可以成立，我认为，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涵括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多个学术领域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可以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有人或据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而定位清代浙东学派为“浙东史学派”，其实似是而非也，试问：若说“六经皆史”即是“史学”，则“经学”之名是否还能独立存在？如“经学”之名不可废，“经学”之实不可替，则所谓“六经皆史”者，就不能片面指称史学，而应包含经学了，因此，笔者认为，清代浙东学派应该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不应该片面指称为“浙东史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