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务员刘光第为什么会参与戊戌变法？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并无显赫的家世背景
1898年9月28日，京城的菜市口人头攒动，这里是清朝的刑场，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康广仁、刘光第被执行死刑，史称“戊戌六君子”。这场杀戮，缘于不久前的维新变法。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官二代，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他善于写作，思想激进，热衷变革，与唐才常、陈宝箴等新式人物友好。
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他与康有为关系友善，康曾为其代笔，当时政治地位在康有为之上。
杨锐，张之洞的嫡系，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时，召其做幕僚，后由追随其到湖广总督的幕府，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授内阁中书，留京供职。
林旭，福建侯官人，官僚世家，娶清代重臣沈葆桢孙女为妻，曾入张元济创办的“通艺学堂”学习西学，参与建立闽学会，与康有为组织保国会。
康广仁，康有为胞弟，此人善于谋事，曾策划联络英国，废除八股，改变生童岁科各试，策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由于其留存资料较少，其名声被其兄所掩盖，甚是惋惜。
从“六君子”的身世背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已居高位的杨深秀，官二代谭嗣同、林旭，张之洞的嫡系杨锐，“带头大哥”康有为的胞弟康广仁。那么刘光第何许人也?他既非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而是典型的屌丝，京城一小公务员，做了十年的刑部主事(闲职)没有补得实缺。他为什么要积极参与变法呢?
刘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顺人，原籍福建武平县，生于1859年，卒于1898年，享年39岁。他是个勤恳但不得志的官员，据《清史稿》载，他“治事精严，因谳狱忤长官，遂退而闭户勤学，绝迹不诣署。”直至1898年，蒙光绪召见，赏赐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刘光第在京师十余年的岁月里，历经沧桑，个人对仕途从渴望到绝望，再到最后一搏，反映了一个传统士大夫走向改革之路的艰难历程。
要想了解一个人物，最好的材料莫过于日记和书信。幸运的是，刘光第留存有54函书信，这54封信起自1888年5月15日，至于1898年1月24日，均为刘光第写给刘举臣家族成员的，他在京城之困顿、彷徨、不如意，以及戊戌变法前的心态都流露其中。
穷困潦倒的小京官
刘光第出生在四川富顺县赵化镇，世代贫穷，从小母亲就教导他，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要读书，才能做官，“光第”也是取光耀门第之意。母亲病重，亲戚劝让光第学习经商补贴家用，遭到母亲的拒绝，以致卖掉房子供其读书。
刘光第也非常争气，在1883年(24岁)考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但后因母亲病逝，丁忧在家，再加上家贫，实在无力做京官(薪俸薄，应酬多，用度大)，直到1888年，在族人刘举臣每年银二百两的资助下，刘光第才赴京就任。
居京期间，刘光第生活穷困潦倒，他抱怨工资低：“六七两月印结无几(六月七两，七月四两)，好得五月尚好，不然几至断菜。”(《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201页)又说办公地点离住宅区远，所经道路尘土多，臭气重：“盖到署回转，足有十二里路，同乡京官咸劝不宜省费，恐致病症(臭气之熏蒸，灰土之呛人，实在不好闻得)。而无奈目前止此力量，但于雨大路太烂时，偶一坐车而已。”(196页)清朝时期，京城道路的破败不堪屡遭人抱怨，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京城面貌全不一样。如此生活境遇，他在给族人刘举臣的信中说，只能过得十分俭省，希望能早日补得实缺才行。
做了十年的京官，到了1898年，他在给族弟刘庆堂的信中还抱怨京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而工资却不涨，他说京中银价跌减，而百物腾踊。去年如果不是弟弟送钱进行接济，是难以熬过去的，今天只有分外俭省，才能支持。他渴望补得实缺，“如下半年能补缺，则能多得俸银六十金(半俸只六十金)，加以县中公款百廿余金，或可勉强撑拄下去矣。”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下半年不能补缺，刘光第将无力维持在京的生活。对他来说，只有放手一搏，否则只能返乡另谋它职。
急切的入仕愿望
1894年，中日甲午媾兵，大势颇危，朝廷广开言路，刘光第感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上书《甲午条陈》提出：一、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也;二、请皇上下诏罪己，固结人心也;三、请皇上严明赏罚以操胜算也;四、请皇上隆重武备以振积弱也。
以上四点归结为一点，就是强化帝权以强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根据自己的判断，想迎合光绪小皇帝夺得权力，重振朝纲。但后因无人代奏，不了了之。刘光第眼看仕途无望，便萌生归意，此时有友人劝其回乡当教书先生。
1895年，他便请假回家，路经武昌，拜见张之洞，这才与权重人物有了点联系，但后来似乎没有起到作用。刘光第迫不及待国家能发生些什么事情，以便他有崛起的机会。后来维新派的崛起，使他看到了施展抱负的一线希望，他急切盼望着一场以变革朝政为中心内容的政治运动能尽快到来，这样才能有走向权力中心的机会。
终于等到了1898年，戊戌维新如愿而至，当时京师大局，颇有整顿之意，加上上书言事之风盛行，康、梁维新派受宠，在此氛围下，他便以为“此时下手功夫，总在皇上一人为要，必须力除谄谀蒙蔽，另行换一班人，从新整顿，始有起色转机。”刘光第与同乡京官倡设蜀学会于皮库营四川会馆，由外官京官捐助数千金，添购书籍仪器，聘请中西教习，讲求时务之学;当康有为在粤东会馆开保国会，他也积极参加。
终于，刘光第的维新活动得到了回报，受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1898年9月4日光绪皇帝召见了他。刘光第向光绪帝力陈时势艰危与中外积弊，次日遂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做了十余年候补刑部主事的刘光第终于蒙受皇恩，开一新天地，而此时他的经济状况甚至无钱添置任职所需的物品，正如其书信中所道：“目下用度顿添，异常艰窘(城外学堂亦打算顶与别人，兄租不起了)”。
当时的情形是维新派与守旧派、帝党与后党刀光剑影，争斗白热化，刘光第于此时新迁，表面上仕途的得意，实际上掩藏着的是凶险与危殆，对此，他尽管惶恐不安，然又难以割舍既得。他在给族人刘庆堂的信中说：“乃无端被此异遇羁绊，且又人情不定，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惟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
甚至到临刑时，刘光第出于仕途的考虑，都不忍抛却一酬宏志的机会，而是静观其变，因此而被捕。他误判了形势，自认无新旧之见，不相信自己会遭受到惩罚，事实上，他也真的没做什么变革的壮举，以致于必须用生命来抵偿。比起谭嗣同、林旭诸人来说，他没有任何家族背景，也缺乏康广仁的谋略，但却为变法而死。
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光第走向改革之路与其贫困的生活有关，生活的困苦促使他必须出仕，必须有所作为，参与改革乃是路径。同时，他也有迫切的出仕愿望，他希望能够借时局转变之际，获得重用，改变自身的处境，以求光耀门第。殊不知改革变法不仅没有得酬壮志，反而丢了卿卿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