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时期的“送书北方”和“支教北方”

洪武八年三月起，鉴于北方官学没有像样的教师和教官、学生学业由此而废的不堪形势，朱元璋先后命令大明御史台和吏部分别从国子监和南方学官中选调，还有从民间也选拔一些有学行的儒士，不拘人数名额。一旦选上，免除其家中赋税徭役，以此来鼓励学官儒士们到北方去支教，改变那里的文化教育落后面貌。此项政策果然管用，执行下去后北方教官教师缺额的局面顿时得到了改观。但不久又有人上报说：北方学校没书可读。朱元璋随即命令，由大明礼部出面，颁行书籍于北方学校，相当于现在的时髦做法“送书下乡”。据说当年有一阵子书籍断货，洪武皇帝就下令，让南京国子监抓紧时间，刻印“五经”“四书”及其他子史诸书。还不够的，就让人上福建去采购，然后再送往北方去。如此举措对于北方官学的恢复发展起到了积极扶持和推动的作用。

除了北方，洪武帝对帝国边远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也十分关心，不断下令督促驻守边地的军卫机构与各地方衙门兴办官学。由此，一些十分偏远的边地甚至少数民族地区也开始发展起了当地的官方教育。譬如广西庆远府忻成县“山洞猺蛮衣冠不具，言语不通，自古以来宾兴所不及”，可就为了响应洪武皇帝的号召，当地也办起了官学。朱元璋听说后很高兴，当即指示“边夷设学，姑以导其向善耳，免其贡”。洪武时期官学教育普及到了边夷地区，这是历史上所从来没有的。明人皇甫录曾赞叹道：地方州县设立郡学开始于宋仁宗，但像明太祖朱元璋这样大搞官学普及化，“其视前代相去甚远矣”。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将地方官学的老师也编入了“公务员”的行列，甚至连学生的衣食问题也由政府买单，这就使得地方教育落到了实处。老师收入稳定，免得他们“不安分”，老想“跳槽”。学校由政府解决经费，所以也不用变着法子向学生收钱或搞什么辅导班让家长来掏腰包，甚至更不用绞尽脑汁将家长的血汗钱全部榨干用来缴纳那个什么的培养费、生活费、课本教材费、资料费……相反600年前朱元璋时代的学生生活由政府来买单（饮食一类），这倒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公费教育相差不远了。总之，这样的做法使得地方官学中师生都安心，中国地方教育由此真正开启，朱元璋功不可没。

对于地方官学有激励促进的机制远不止于此，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加速和促进各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一，将地方办学与教化视为官吏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之一。

洪武五年朱元璋在给中书省的特敕中这样说：“令有司今后考课，必书农桑、学校之绩，违者降罚，民有不奉天时负地利，及师不教导，生徒惰学者，皆论如律。”

朱元璋重视教育不仅仅停留在发号施令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以是否对地方教育发展有所贡献作为擢黜官员的主要依据之一。洪武九年五月，山东日照知县马亮考满进京觐见，地方州衙门在他的考课评语中这样写道：此人“无课农兴学之绩，而长于督运”。朱元璋知道后十分不爽，随即跟主管人事的吏部官员这番说道：“农桑，衣食之本；学校，风化之原。这两者本是守令们所必抓的主要政务啊，这个叫马亮的倒好，不知要务，却乐此不疲地搞什么长途运输，弃本务末，能算得上称职吗？应该将他黜降，这样也可让其他地方官有所警戒！”

第二，重视学官选拔，优礼师儒。

在朱元璋看来，“学官所以造就人材，模范后进，非老成笃学之士，莫宜居是”。因此洪武时期特别重视对学官的选拔与任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让礼部官员下文到各地，命令地方按察司严格考核儒学教官，不通经术的送中央吏部即人事组织部调任他职，而对于那些精通儒家经典且有才能却又被压制的教官儒士，朱皇帝要一一过问，做出好的安排。洪武二十六年，定学官考课法，专以科举为殿最：“九年任满，核其中式举人，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者为最。其教官又考通经，即与升迁。举人少者为平等，即考通经亦不迁。举人至少及全无者为殿，又考不通经，则黜降。其待教官之严如此。”

至于物质生活等方面优礼师儒，前文已述，这里着重讲讲洪武朝政治隆遇优秀教官与优秀生员。洪武十四年起朱元璋下令对国子监等官学中的优秀教官进行政治隆升，将国子监助教赵新擢升为山西布政使，马懿擢升为江西布政司左参议，王景擢升为湖广布政司右参政，郝仲诚擢升为陕西布政司左参政，试司业张励擢升为山东布政司右参议；洪武十五年上海县儒学训导顾彧擢升为户部左侍郎。助教、试司业、训导都属于大明公务员行列中最为底层的，因为教学工作成绩突出，一跃而上，或为封疆大吏或为中央副部级干部，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这里顺便说一下，洪武时期这样的情况并不很多。为了稳定教师队伍，一般原则上不到考满不去调动教官，朝廷还曾下令，严禁官府衙门差遣学官。

国子监生当官从优和当大官的更是俯拾皆是：“洪武二十六年，尽擢监生刘政、龙镡等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其一旦而重用之，至于如此。其为四方大吏者，盖无算也。李扩等自文华、武英擢御史，扩寻改给事中兼齐相府录事，盖台谏之选亦出于太学。其常调者乃为府、州、县六品以下官。”

与上述相对应的是，教官与生员要是教与学没搞好，或有违规违纪言行的，那将会受到十分严厉的处置。这些举措都对稳定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大有好处。

第三，对于书籍出版和笔墨等文具的生产流通实行免税。

这项政策在洪武开国时的《大赦天下诏》中就已经明确公示天下。

第四，考试选拔地方官学中的优秀生进入国子监深造，形成竞争机制。

洪武十六年二月，朱元璋下令实行地方官学岁贡制度，“命礼部榜谕天下府州县学，自明年为始，岁贡生员各一人，正月至京，从翰林院试经义、四书义各一道，判语一条，中式者入国子监，不中者罚之”。同年十一月，应礼部之请，洪武皇帝令各地岁贡生员中考试优秀者入国子监，次等者入中都国子监继续学习，考试不合格者及其相关的教官、提调官等给予相应的处罚。

洪武十九年（1386），大明依例在全国范围内的地方官学中进行“优秀生”选拔，当时共选得953人，即明史上所称“中式贡生”。朱元璋下令将其中的683名比较突出的优秀生直接送入国子监学习，其余的270名则送中都国子监。

但到了洪武二十年开始就改变了做法：那年全国各地共选得贡生1200人，优秀的975人送入南京国子监，次等的132人送入凤阳中都国子监，还有93名不合格者则单独列出，后送回原籍重读，这对于地方官学教育无疑起到了鞭策的作用。

从洪武二十一年起，朱元璋又对全国各学校的“岁贡”作出定制：府学每年选拔1名贡生，州学每两年选拔1名贡生，县学每三年选拔1名贡生。这样的“岁贡”定制使得国子监有了十分充裕的生源，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官民贡生总共有8124名。

这里所谓的“贡生”，即选拔出来的优秀生首先得在地方上进行考试选拔，在县里由知县主持考试选拔，在州里由知州主持考试选拔，在府里由知府主持考试选拔，但到了省里不是由“省长”布政使而是由提刑按察使主持考试选拔，然后再送到国子监深造。贡生进国子监起初是不用考试直接进的，就像上世纪60～70年代“工农兵上大学”那样，后来制度逐渐完善了，进国子监前得经过翰林院考试合格才能进入。这样就形成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完善考试升学制度。一旦进入了国子监，可以说是半只脚踏入了官宦仕途，因为洪武年间科举制正在恢复与成式之中，朱元璋对国子监的毕业生实行“监生历事”和“吏部候选”制度，任用了大量的国子监毕业生。因此对当时人们来说，从地方到中央层层考试最终能步入官场，除了科举之外，进入国子监可谓是最佳的入仕途径了。

洪武中晚期后，科举逐渐走向制度化，凡是国子监监生可不参加地方上那种级别繁多的“童试”，而直接参加“乡试”。这样一来，国子监一下子又成为了天下学子们争相挤上的“入仕便捷通道”。至此，从地方上的“岁贡”到国子监监生免去童试直接参加“乡试”，部分地实现了朱元璋的学校“储才以应科目”“科举必由学校”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