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儒学概说：清代的儒学的调整

王阳明学派的心学特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悟和体验，发展到后来，随着王学门生的各自进行解释，逐渐流于谈空说玄。入清之后，知识分子已不屑于作王学的继承人，而是反对王学，继而反对整个宋明时期的学术风尚，而遥承两汉的学术风气。

最初批判王学的是顾炎武，在他看来，明末的“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原因在于王学末流的空谈误国，王学末流背离孔门为学的宗旨，不学习六艺，不考证历代典故，不理会时代的需要，已经与儒学的正统相差太远。在抛弃了宋明理学的为学原则后，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他的《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着作。

与顾炎武齐名的思想家黄宗羲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他竭力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谈，批评明代学者不以六经为根本而任意发挥，主张学术必须精研六经，精通诸子，独立思考，以经世致用为目的。

批判和总结宋明理学贡献最大的是王夫之，他长达40多年的隐居生活中，潜心着书，认为，儒家思想在孔子之后就开始变质，发展到秦汉，就基本变质，秦汉以后的儒学，不是真儒，而是伪儒，到了宋明，儒学就进一步蜕化，失去了信仰的价值，教而误人子弟，执而误人国家。他否定了高高在上的天理，道随着器的变化而变化，天地间的变化是不可逆转的规律，人性也同样，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形成的，不是一旦形成，永恒不变，或先天而存在的。王夫之还对天理与人欲的对立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人欲即天理，天理就是人欲，无所谓只有革尽人欲，才会复兴天理。

提倡经世致用而批评王学的儒学家还有颜元，他认为理学家们要人读书、静坐、内省，而不鼓励人们去做实事，一方面害了读书人，使他们成为弱人病人无用人，另一方面也害了国家，使国无人治理，无人保卫。为了纠正理学的弊病，颜元要求实学、实习和实行，认为只有实行，才能真正精通各项具体的事物。否则静坐读书而不接触实际，所得到的只是假的知识或虚的知识，要求读书而办天下事，犹如望梅止渴。

经世致用和实学的提出，使知识分子在寻求儒学真谛上，走上了以考据为基本特征的乾嘉汉学。乾嘉汉学兴起于惠栋，至戴震而达到高峰，其基本学术研究在于文字、音韵、训诂等，但是随着清政府对乾嘉学派的拉拢，乾嘉学派自戴震之后，再也不保持批判的精神，即使学而好思，也只是停留在古代经典的文字校勘上，而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无多。儒家学说在这种缺乏现实思考的考据学的支配下，面临着更深刻的危机。

于是，学术界内部酝酿着一种新的思潮，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脱离实际、回避现实的乾嘉学派。最先站出来的是章学诚，他认为治学不可能没有目的性，不能不为现实服务。其次是龚自珍，他认为真正的或者说是传统的儒家学说不外乎尊德性和道问学，如果以儒家学说为名物训诂无疑是本末倒置，以偏概全，他企图超越汉宋之学而重建儒学体系。

龚自珍并没有完成汉宋结合的任务，就在龚自珍英年早逝的那一年，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进入一段前所未有的苦难时期，作为传统统治意识的儒学，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也不断地进行调整。

调整之一是曾国藩倡导的复兴宋学，结合汉宋。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将领尤感拯救人心，整合社会秩序的重要，而认为宋学在匡正人心上有独特功能，不过在推崇宋明理学的同时，曾国藩反对空谈心性，反对将汉学与宋学的对立，主张汉宋结合，道德修养和经世致用相结合，他认为，经世致用和船坚炮利等很重要，而社会道德标准也很重要，经世致用之才实际上应当是立德、立功、立言的高度统一。

调整之二是“中体西用”的提出。在西方先进生产力存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又毫不例外拥护和期待以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指导思想。用薛福成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也就是俗语所简称的“中体西用”。

调整之三是维新变法的“托古改制”。中国自我形象的破碎，直接由忧思衍释出种种危言，并在九十年代积议论而成思潮，催生了倾动天下的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因之而成了思想史上别开生面的人物。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重释儒学，前一本书诘刘歆伪造古文经，湮灭了圣人的真义，后一本书说孔子作六经，以布衣改制而为素王，是个变法的行家。这是儒学的一种异化。而谭嗣同则把矛头首先指向统治阶级奉若神明的三纲五伦，对儒教极力维护的君臣关系批判得尤为畅快淋漓。认为人欲是合理的、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