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义不仕清，晚节时中
黄宗羲在70岁时，停止了讲学活动，而集中精力着书立说，他年寿愈高，学问愈精，声名日卓，朝中大臣仰慕其学问，多次向皇帝举荐他，康熙皇帝为笼络人才，也曾几次下诏颁旨希望能征召或礼聘黄宗羲出仕任官，但梨洲先生坚守遗民气节，不为名利所动，多次拒绝了朝廷与地方官吏的征聘，而致力于他的学术事业。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皇帝下达了征选“博学鸿儒”的诏令，命令中央和地方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修，文词卓越”的人才，由他“亲试录用”，结果虽然网罗了一批名士，但像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类民族意识强烈的杰出人才却并未应征，当时掌管翰林院的大臣叶方蔼曾向康熙皇帝当面举荐梨洲先生黄宗羲，康熙皇帝接受了叶方蔼的奏请，叶便准备移文吏部拟诏征聘，这时，在朝为官但素知老师节操的梨洲门人陈锡嘏（字介眉）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吃一惊，就赶快去找叶方蔼剖陈利害，代师力辞，因为他深知老师矢志不仕新朝的气节，朝廷如果威逼他，就无异把他推向绝路，叶方蔼这才作罢，事后，陈锡嘏写信向老师说明事情原委，宗羲复信表示感谢之意，并清楚表明了拒绝征聘的志节，信中说：
吾兄与（范）国雯书见及，言都下诸公，欲以不肖姓名尘之荐牍，叶讱庵先生且于经筵御前面奏，其后讱庵移文吏部，吾兄力止，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且喜兄之知我也，……某年近七十，不学而衰，稍涉人事，便如行雾露中，老母年登九十，子妇死丧略尽，家近山海，兵声不时撼动，尘起镝鸣，则扶持遁命，二十年以来，不敢妄渡钱塘，渡亦不敢一月留也，母子相依，以延漏刻，若复使之待诏金马，魏野所谓断送老头皮也，黄宗羲在信中以北宋名士魏野（字仲先，号草堂居士）拒绝朝廷诏征去为辽国校书的故事，表示了自己永不出仕的决心。
时隔两年，即康熙十九年（1680），黄宗羲71岁时，当时担任监修明史总裁的内阁大学士徐元文（字立斋）知道黄宗羲不可能被朝廷征召出仕，但或许可以礼聘他出山修史，于是再次向康熙皇帝举荐，建议聘请黄宗羲赴京修史，康熙帝当即下旨，命地方官“以礼敦请”，宗羲又以年老多病为由坚辞不往，康熙帝知道不能勉强，就颁发特旨，命令地方官将黄宗羲有关明史的论着、史料钞录送京，移交史馆，徐元文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参与修史，宗羲虽然同意了，却修书一封寄给徐元文，讽刺说：“据说周灭商后，商朝遗老伯夷、叔齐二人托孤于周朝大臣吕尚（即姜太公），得以‘三年食薇，颜色不坏，现在，我送儿子百家跟你们一起修史，您总可以放过我了吧！”
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黄宗羲81岁高龄时，清圣祖康熙帝曾询问刑部尚书徐乾学（字健庵，徐元文之兄）：“海内人士中，有些什么人称得上‘博学多闻，文章尔雅可备顾问者？”乾学奏对说：“以臣所知，止有浙江黄宗羲学问渊博，行年八十犹手不释卷，曾经臣弟元文奏荐。”康熙帝说：“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乡，即派遣官员护送他。”乾学奏对说：“上次他就以老病推辞应召，现在恐怕更不能应召上路啦。”康熙帝听后感叹说：“人才真是难得啊！”
黄宗羲不仅多次拒绝朝廷的征召，而且多次拒绝地方官邀请的官方礼仪活动，如宗羲80岁时，绍兴知府李铎盛情邀请他以“乡饮酒大宾”身份出席官方礼仪活动，黄宗羲坚辞不往，并修书两封，以自己“不忠、不孝、违礼”三不可作为拒绝理由，表明自己坚守道义、“修身俟死”的心迹，那些地方官也只有尊重黄宗羲的意愿，不再勉强梨洲先生出山任事了。
终黄氏一生，他始终保持了“亡国大夫”、“故国遗民”的气节，既未入清廷当官，也不肯参加官方的正式活动（如官修明史、县志、乡饮酒会），但他不是迂儒，不是释老门徒，既没有放弃“经世应务”的思想而遁入空门，更不曾颓废放纵而潦倒终生，而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处世处己，这一处世态度，在他晚年许多着作中都有体现，他在76岁时为坚守遗民气节的谢泰阶（字时符）撰写的墓志铭说：
嗟乎！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所称宋遗民如王炎午者，尝上书速文丞相之死，而己亦未尝废当世之务，是故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这里所表彰的，是怀念故国、不仕新朝但却不废当世之务的遗民气节，反对的是因为亡国而消极遁世、纵酒祈死等过而失中的行为，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恢复明室的希望破灭之后，保持了“朝不坐，宴不与”、“止于不仕”的“亡国士大夫”气节，但却不废当世之务，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史料，从事着书讲学事业，以保存一代文献、总结历史经验为己任，他虽坚持自身“止于不仕”的原则，却不反对学生或子孙参与修史或应举出仕，他在晚年所写回忆录（如《思旧录》）及许多碑传、诗文中，一再歌颂和表彰那些在抗清斗争中英勇不屈、慷慨死节的人物如张煌言、冯京第等，表达了他的强烈民族意识和反抗政治压迫的精神，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在一些诗文中赞扬了清朝康熙皇帝及当权大臣徐元文、徐乾学等，例如，黄宗羲在写给内阁学士徐乾学的一封信中，称赞康熙皇帝为当今“圣主”，歌颂“皇上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燹，除当来之苦集”，并称徐乾学受到重用是“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还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为主”的政策建言，有人根据《南雷诗文集》中有黄宗羲晚年与清廷大臣徐元文、徐乾学、叶方蔼等的书信往返、诗歌唱和并有几处称誉康熙皇帝为“圣天子”之类言词，便批评黄宗羲“晚节不终”，我则不以为然，倒是认为这正是梨洲先生开明通达、正视现实的证明，因为历史在进步，当梨洲晚年，清朝统治已经巩固，康熙皇帝也确有其英明伟大之处，例如开“博学鸿词”科网罗人才，开设明史馆招募众多人才修撰《明史》，甚至几次三番想征聘黄宗羲为朝廷所用，黄宗羲虽然拒不出仕，但在康熙皇帝求才若渴的情况下，如果还要求黄宗羲像写《留书》与《明夷待访录》时那样去骂清朝为“夷狄”、斥清帝为“虏酋”，未免有些迂腐了，况且，今人评价黄宗羲是“失节”还是“进步”，不应站在一个明朝遗老的立场上，而应站在历史发展的立场上，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分析评价，这样才可能客观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倒是独具慧眼，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批评章太炎之论说：“章太炎不喜欢梨洲，说这部书（按指《明夷待访录》）是向满洲上条陈，这是看错了，《明夷待访录》成于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他送万季野北行诗，戒其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岂有自己想向清廷讨生活之理？”梁氏此论是合情合理的，孟子曾经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儒家经典《中庸》也有“君子而时中”的名句，在我看来，黄宗羲虽没有孔子那样的神圣光环，但称他为有浩然正气的时中君子是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