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乘胜追击，征战四方
清朝向这三个国家用兵，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故一起叙述。清朝同他们的战争，背景不同，起因各异，性质亦有区别。
这些战争都发生在高宗晚年，盛世已达顶峰，虽隐然已呈回落之势，但仍然显示出一个强国的威风。
战争的起因，并不复杂。这要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高宗庆祝七十寿辰谈起。是年，高宗和他的臣僚云集避暑山庄，隆重举行庆典。西藏六世班禅欣然前来祝寿，不意于祝寿后即九月病逝于北京。他来时，高宗、满汉大臣及蒙古王公赏赐、馈赠给他大量金银财宝，据载，所得数十万金，更有宝冠、璎珞、念珠、晶玉之钵、镂金袈裟、珍宝，“不可胜计”。班禅死后，高宗命将这些遗产全部送回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储存。岂料都被其兄仲巴夺占，其弟沙玛尔巴一无所得，一怒之下，逃到廓尔喀，煽动他们前去抢夺那些财富。沙玛尔巴的挑唆，直接刺激了廓尔喀人抢掠的欲望，从而埋下了战争的种子。廓尔喀与西藏邻接，其来贸易的商人受到西藏当地重税盘剥。廓尔喀即以此为口实，于乾隆五十三年七月，武装入侵后藏，大肆抢掠。当高宗派遣援军抵藏时，入侵者已退兵。
清驻藏大臣巴忠负责办理此次事件，但他办理不善，私自与廓尔喀议和，以其退回所占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为条件，每年由西藏付给300个元宝，作为地租之费。议和之事，未得到达赖喇嘛的批准，故每年付300个元宝无从兑现。廓尔喀人以违约索债为名，遂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七月，再次入侵后藏地区。驻藏大臣及藏兵未作抵抗，便惊惶撤退，致使入侵者窜人扎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所遗宝物掳掠一空，继而到处烧杀劫掠。巴忠自知责任重大，自杀以偿。西藏又陷入灾难之中。
同年十月，高宗委派两广总督福康安为大将军、二等超勇公海兰察、成都将军奎林为参赞大臣，率1.4万余军队前往西藏反击入侵者。另征调各地军需，务保战争胜利。至乾隆五十七年五月，福康安等马到成功，迅速将廓尔喀人逐出西藏。但高宗的战略目标是“直前进剿，扫穴擒渠”，彻底击溃其国，将其国王擒获。正像他喜得西藏收复捷报后所作的一首诗中说：“复番境已压寇境，阳布摧枯望不赊。”目标直取其都城阳布。
福康安等率军5000进入廓尔喀境内。这里，到处是山岭纵横，险滩急流，人烟罕至，道路不通。清军所遇艰险非人所能想像，福康安以下所有将士“皆露宿崖下，实甚劳苦”。廓尔喀顽强抵抗，更增加了进军的难度。清军将士硬是不惧艰难，实行强攻，连连获胜。于乾隆五十七年七月，深入700余里，歼敌4000余人。但在离都城阳布仅数十里的集木集遭遇敌人殊死阻击，清军死伤甚惨，护军统领台斐英阿等一批将领阵亡。尽管如此，廓尔喀已无力再战，乘机请降。从高宗到福康安都虑及八月后此地即将大雪封山，如相持下去，后果十分危险，不容置疑，即允其投降。其国王为表示诚意，将所掠扎什伦布寺之财宝如数归还，交出同西藏私立的协约；还将逃来的已故沙玛尔巴的尸骨及眷属交还，并派使臣至北京纳表进贡。高宗敕封其国王拉特纳巴都尔为廓尔喀国王。战争以清军胜利告终。此战为正义的反击战，扬国威于遐方，保卫了边疆的安宁，是值得称颂的。
在解决了廓尔喀人人侵的问题时，高宗随即对西藏政体进行改革。雍正初年，创设驻藏大臣，是对西藏政体的首次改革。清廷的本意，欲以驻藏大臣总揽全藏，监督和贯彻朝廷政令。但事与愿违，西藏实权却被噶布伦操纵，一切大事都由噶布伦与达赖喇嘛商同决定，驻藏大臣形同虚设。噶布伦专权，滋生事端，以致屡次引发西藏动乱。廓尔喀人进犯西藏，就是噶布伦妄签和约、于商贸处理不当，酿成了大乱。高宗吸取历史教训，于乾隆五十六年底至次年四月，连续发布改革西藏政体的政令。归纳起来，主要有：明确驻藏大臣的政治地位和权力，规定与达赖平列，凡事均会同办理，最后批准权出自皇帝。实际上，西藏军政大权已转移到驻藏大臣掌握。关于噶布伦，降为驻藏大臣的属员，自此失去一切特权；这一职务的人选和任命，亦交给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共同选择，报请北京审批；过去，驻藏大臣素不过问西藏租赋财政。此后，当地财政的人选，由驻藏大臣决定，一切收支，亦由驻藏大臣全面综核。总之，“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
达赖与班禅的继承权，长期操纵在西藏宗教上层集团，所谓转世灵童皆出自达赖与班禅的亲族姻娅，形成了一家的世袭，垄断了西藏的一切。高宗决意改革，于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创设了金奔巴瓶抽签选灵童之法：将符合转世要求的“呼毕勒罕”若干人，把他们的生年月日各写在一签上，置于瓶内，届时由达赖等会同驻藏大臣当众抽签决定。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高宗的授意下，驻藏的大将军福康安等连续制定了管理西藏的“善后章程”等各项文件，后汇编为一册，取名为《钦定西藏善后章程》。文件对西藏的管辖权及各个方面的行政、人事管理、疆界等都做了具体规定。自此，西藏真正成了中国的组成部分，西南与西北均获安宁。
缅甸是我国近邻，云南省大部分地区与之接壤。明初，缅甸已归属中国，至清入主中原，于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率军入缅，逼其交出逃亡的永历帝，此后，双方失去了联系，缅不朝不贡，持续了近百年。当乾隆初，双方正欲建立隶属关系时，却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
战争的原因，颇为复杂，总由一些边事酿成军事冲突。乾隆十八年（1753），缅甸发生内乱，各土司互相攻杀，长达十余年。一些土司、溃兵及百姓纷纷进入我云南境内避难。云贵总督吴达善乘机勒索宝物，引起骚乱，云南土司与缅人冲杀起来，形势进一步恶化。缅甸内乱后，被木梳头目瓮藉牙父子所统一，以各种借口，进入我边境骚扰，如与缅邻界的耿马、孟定、孟连等土司，屡受侵犯，甚至已深入到距普洱不远的地区。时任云贵总督的刘澡以谎报军情，隐瞒失地而被降职，后畏罪自杀。高宗再派陕甘总督杨应琚前往云南，主持大计。据杨调查，边事起衅，纯属缅甸入侵抢劫，夺占中国土地。由此造成中缅开战，责任完全在缅甸。杨应琚按高宗指令，重新组织清军反击，很快收复了失地，将缅军逐出中国。
中缅争端本来只发生在局部，双方原无大动干戈之意。但杨应琚听信缅境木邦土司提出内附中国的请求，又受到请将征缅的蛊惑，便上疏高宗，建议乘时攻取缅甸。高宗以杨“久任封疆，夙称历练，筹办一切事宜，必不至于轻率喜事，其言自属可信。”竟批准了他的建议。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大规模战争终于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