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变法使俊杰壮烈牺牲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康有为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中法战争爆发后，他目睹外侮中国，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光绪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并倡议国事开会讨论后执行，采用他国的制度，“定宪法公私之分”，这些涉及到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挡，未能上达。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本想召见康有为，也被顽固派所阻。
第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载湉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叫他把改革的主张和方案写给他看。康有为激动不已，连续几天奋笔疾书，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提出变法纲领：
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
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重点是第二条，维新派把制度局设想为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
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载湉立即变法。四月二十三日，载湉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载湉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着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着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
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
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
百日维新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面对种种外患，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
慈禧的底线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载湉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一旦载湉越过此底线，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她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载湉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皇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也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保护皇帝，捍卫变法新政。载湉不知维新派计谋，却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目的是利用他的兵权，并且提拔维新人士，充实集团力量；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不断接触伊藤博文，上折皇帝要他聘请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官。
后党集团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担心维新派利用外国势力结合，扶植载湉，从慈禧手中夺权。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
维新派也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世凯假装同意，但寻找借口延缓执行。
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载湉。第二天，载湉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接着，慈禧借载湉的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回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说维新派将派人杀他。荣禄很害怕，忙跑到北京将袁世凯告密的内容密报慈禧。慈禧大发雌威，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几天后，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