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乌台诗案的牵连被捕入狱。一天,苏轼看见送进来的饭菜里有一条熏鱼,当场吓瘫,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了。
这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力推变法,实施新政,满朝大臣大多数全力支持。
此时,苏轼已经43岁。虽年过不惑,但其率真、孤傲、仗义执言的性格棱角缺从未被岁月磨平。
苏轼则认为,变法过程中一些政策的推进太过激进,一定程度上损害到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苏轼站在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对立面。
苏轼本人在各界拥有不少拥趸(读音yōngdǔn,相当于现代的“拥护者”),个人影响力太大。在“新党”眼中,他自然成为了新法推进过程的重要阻碍。
苏轼调任湖州知府时,为感谢宋神宗知人善用之恩,写了《湖州谢上表》以示感恩。却未曾想到因其中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引来牢狱之灾。
在别有用心之人口中“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被错误地的理解成,不想适应时局变化,不想与新党共事。得知此事后,神宗震怒,苏轼被打入大牢。
入狱前,苏轼与自己的儿子苏迈定下了约定,用菜品暗示当下自己的处境:如果是肉类跟蔬菜表示当下处境安全,神宗皇上尚未痛下杀心,加上弟弟苏辙正在四处奔走,事情还有很大转机;
如果菜里面有鱼,则表示自己处境很危险,神宗黄帝已经决定除掉自己,到那时苏轼只有谢恩领死了。
一天,苏轼看到了饭菜中的一条鱼,先是大惊失色,继而掩面啜泣。回想自己漂泊半生,成名于自己的文字才气,终究还是因文字送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于是苏轼提笔,给弟弟苏辙写了一首诀别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诗中饱含对家人的不舍、对皇上的感恩,可谓感人肺腑。
既知生离死别,自是情真意切。只是东坡先生的真感情流露的过于急躁了,因为皇上根本没有要拿苏轼开刀的意思,完全是儿子苏迈闹出的乌龙。
原来,那天苏迈有急事需要出门处理。把送饭的事情交给了一个亲戚。亲戚心想:难得有机会给大文人苏轼送饭,要不今天就给他改善下伙食吧。
翻看往日的食谱后他发现:平日里没有送过鱼,正所谓大鱼大肉,哪能整日里吃不到鱼呢?于是他吩咐老婆买了条大点的鲤鱼,给苏轼做了一道红烧鲤鱼送去。
此时的苏轼哪有心情吃鱼,只有掩面哭泣的份了。
苏轼最终是没等到死亡。这几句诗最终被神宗听到,皇上被手足情深的兄弟之情感动。就连政见不合的王安石也来说情,于是皇上决定放过苏轼,让他做了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因诗入狱,又因诗获救。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成就了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开朗的豪放词风。
被贬到黄州以后,虽然家里生活很困难,苏轼却能苦中作乐。既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又有《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中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他一边创作,一边每天都带领全家人耕种劳作,虽然辛苦,生活缺充满乐趣。
后来,为了方便耕作,苏轼直接在菜地旁边搭建了一处茅草屋,因为该地位于于黄州东坡,他便以“东坡雪堂”命名了这个屋子,而他也多了一个名号,那便是“东坡居士”。
自此以后,宋代多了一个白日里放歌纵酒的山野村夫;中国浩瀚的文学天空中多了一颗比肩李杜的璀璨明星。
“人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这是林语堂先生对苏轼高度的评价,也是后人对他的一致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