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大部分士族,几乎都是国家的毒瘤,皇帝则是士族的象征,皇族为代表,蛇鼠一窝,相互依存,最著名的贪官和珅,就是在乾隆的庇佑下成了世界首富,所以皇帝一般不会去动士族的利益,不过也有例外人选,比如朱元璋,寒门出身的皇帝,可谓恨透了贪官,在位31年间,诛杀了将近10万贪官,不折不扣的最强反贪皇帝。
明朝四大案中,贪污案占一半,其中“郭恒案”便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案件,可谓是让朱元璋杀红了眼,甚至出现了六部尚书无人可遣的尴尬局面!
朱元璋定下的反贪标准可谓非常严格,官员贪污超过60两,没说的,直接拖到菜市口问斩,要知道明朝初期的60两按现在标准衡量,也就是三万多。
同时,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监督朝廷官员,并废除丞相制度,设立六部,事必亲躬,但士族并不买他的账,纳税极其敷衍,所以当时国库收入并不高,一年只有两千多万石,官员的俸禄也不高,直到有一天御史余敏和丁廷告发户部侍郎郭恒等人,其党目贪污数目之大,竟超过国库一年的收入,逼得朱元璋下决心扫荡全国贪污官吏!
郭恒等官吏贪污内容包括太平府、镇江府一年的全部赋税,浙西秋粮两百多万石,巧立名目增加各种税收,贪污总额超过了两千四百多万石!
如此触目惊心的贪污账目,令朱元璋龙颜大怒,着令审刑司吴庸对郭恒等人严刑拷问,查出涉案人员涵盖全国十二个布政司衙门,户部、礼部、吏部、刑部、兵部共六大部无一幸免,涉案贪官包括其家人悉数被斩,总计近5万人,轰动全国。
然而,“郭恒案”并没有就此结案,反而为日后留下了更大的隐患!
贪官和其家属被斩首,但贪污赃款大多以流落于市,朱元璋下令追查,必然会查到士族的头上去,果不其然,破产的士族一个接一个,赃款追回数目却不如人意,在士族门客的煽动下,民怨沸腾,险些激起民变。
但是,这一下审刑司吴庸就要倒霉了,贪污数目是他查出来的,赃款却没悉数追回,反而引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他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朱元璋平息民怨的牺牲品被斩首。
当然了,即便朱元璋献祭了吴庸,“郭恒案”依然完结不了,因为六部全成了光杆司令!
作为本案的直接涉案者,立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和副尚书基本都丢了脑袋,底下从者但凡有一丝关联,最轻的处罚都是流放,所以新上任的六部尚书出现了无人可用的窘境。
这就导致了新上任的这批官吏,无一人不战战兢兢,每天上朝前都要举行“家属告别”仪式,脸上带着泪交代后事,如果能活着回家,一定要全家大宴一场以庆贺。
要问为什么没人辞官不做,那就更简单了,一条“诽谤朝廷”的罪名压下来,也就不用辞官了,直接全家享受连坐待遇。
至于最离谱的是,“郭恒案”营造了一种官场上人人自危的氛围,做官的不仅要互相忌惮,还得忌惮老百姓!
官员之间可以互相检举,检举查实了就能升官,检举不实要承担诬告罪,因为成本过大,所以除了御史言官之外没人愿意冒这种损人难利己的险。
但是老百姓却是例外,朱元璋下令,如果老百姓发现官吏贪污,可以押着他去更上级衙门审判,甚至是京师,即便查清当官的没罪,老百姓也不用承担罪名。
如此极端的惩治方法,堪称一柄双刃剑,虽然刷新了吏治,但也让做官的人人自危,也有不少无辜的人被枉杀,长此以往下去,必然会触发反弹,这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杀贪官,深得民心,却彻底得罪了士族阶级的利益,每年都要有不少士族出身的官吏被杀,广义上而言确实遏制了贪腐的滋生,但由于没有设立像锦衣卫一样的部门监察官员制度,朱元璋死后,其设立打击官吏的刑法如同虚设,新上任的官员不愿得罪士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加上朱棣创建东厂,促使宦官干涉超政,明朝自中期开始重演贪腐之风,最终走向了灭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