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回忆遵义会议：周恩来把桌子一拍，马灯都跳起来，没人敢应声。
遵义会议是我们历史上的转折点，其成功召开，意味着我们吹响了走向胜利的号角，这其中周恩来居功至伟。
据当时在场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会议开始，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千方百计想推卸责任。而一向儒雅的周恩来直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警卫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1935年1月，由于博古等人为首的“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红军在此前历经过一年多艰苦卓绝的苦战中还是失败了，他们没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走上了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
当时，在长征初期，红军出发时是8.6万余人，但是经过多次的战役，红军已经损失到仅仅剩余3万多人，这都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路线导致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当时中央临时领导人博古、李德等人，毫不顾虑旧中国时期的实际情况，作战时完全依靠国外的军事顾问，把国外的作战经验，照抄照搬来指挥当时红军作战。
国外的作战经验比较冒险，而且更不适合当时红军作战面临的实际情况，但是博古等人不听劝阻，极力反对毛主席当时稳扎稳打的作战方式。
在几次围剿的战役中，几次放弃一些行之有效的防御方法，他将红军原来的打游击战的经验，全部推翻，让本来就军事装备简陋的红军，跟装备精良的国军打一次又一次的消耗战，阵地战，实行“分兵防御”方式来作战。
但是没有考虑的是，在当时红军在敌多人少、武器稀缺的的时候，这样的作战方式及其冒险而且不切实际，红军想光靠硬拼，去取得胜利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依然坚持国外的那一套作战方式，在撤出时也采取了逃跑的方式，使红军一直处于被动被打的状态，最终红军损失惨重，失去了3万多红军战士的生命。这无非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不总结，推翻错误的作战方式，红军面临的问题会更加艰难。
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面临敌情严重，在红军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地召开了遵义会议，也是这一次会议，将中国推向了历史性的转折。
遵义会议上，博古首先在会上做了反围剿的报告，话语中就是推卸责任，丝毫不对他冒险的指挥方式有反思之心，他只是承认了自己的指挥是有错误，但把失败的原因那归结于敌强我弱，认为是红军对“反蒋”运动没有进步，瓦解敌人的工作也是做的非常不到位、不彻底，把失败的因素，都归结于红军根据地之间的配合的密切度上，总是在强调客观原因。
就在博古还没讲完时，彭德怀立气的立马忍不了了率先站起来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崽卖爷田不知心疼”，“就是因为你的瞎指挥，才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
在毛泽东发言时，也说了博古总结的原因，其实是在为自己的错误做辩护，敌强我弱确实客观存在，但是不是决定因素，在前四次反围剿，敌人30万，红军3万人作战的时候，红军都能取得胜利，那么，为什么，到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偏偏失败，就是因为作战指挥纸上谈兵，只靠外国人“搬家”的经验，来指挥中国作战是行不通的，中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才能成功。
虽然有人支持毛主席的说法，但有人也持反对意见，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谁对谁错，迟迟没有总结出结果。
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做了报告，他还没发言，就直接把桌子一拍，表示非常不满，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警卫们又马上把灯点上。
总理在发言中发了脾气，但他也说明了自己的意见，他先把围剿失败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由于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现在最高原则就是能够取得胜利，这说出了绝大多数的心声，积极的响应了总理。很多一线指挥员都纷纷让博古、李德等人让出指挥权。
最终在周恩来的提议和大家的表决下，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意见，也赞成了周恩来等人的建议，就这样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