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胡乔木修改了对毛主席的称谓，黄克诚：我不习惯
黄克诚同志对毛主席有着极深的感情，恢复工作后，在当时人心浮动、思想浮躁的情况下，参加了一场重要会议，在会上阐述了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
此时的黄克诚虽然已经是中纪委常务副书记，但身体并不算太好，还几乎双目失明。
黄老的讲话分为三个部分，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
发表在军报的是第三部分，毛主席曾经的秘书胡乔木还受邀对这部分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但黄老在看完之后说：“将毛主席的称呼改成了毛泽东同志，这不好，我不习惯”。
党内都是以同志相称，这是内部文件中就明确多次强调过的。早在1921年建党时，“同志”一词就已经写入了文件中。1965年，中央也发出文件，明确要求所有担任职务的人员，统一以同志相称。
而且就在两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再次强调不要叫官职，党内都用同志来称呼对方。
既然如此。黄老又为什么会对胡乔木的这一改动有所微词呢？
经过特殊时期后，一些人在对毛主席的问题上有了态度变化，甚至有人提出要“去毛化”，认为这是中国想要快速发展的前提。
对此，黄老十分生气，他在大会上从大革命时期一直讲到了毛主席的去世，多次点出了毛主席的历史关键时期对党和革命的挽救作用，强调没有毛主席，中国的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更不可能成功的如此迅速，如此辉煌。
不仅如此，正确评价毛主席是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党和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奋斗成就，也关系到党的团结、国家的安定、以及关系到党和国家未来发展道路的大问题。
黄老声情并茂，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看不了讲话稿，硬是凭借对毛主席的深刻了解和深厚感情，一口气讲了四个多小时，唤起了大家的共鸣和感触，令所有人都受益匪浅，重新回溯了我党创业维艰、发展坎坷、牺牲巨大、历经千难万阻才最终带领全国人民走上自立富强道路的历程，也明白了毛主席的伟大和高瞻远瞩，及其对革命、对历史独一无二的巨大贡献。
黄老的讲话很快就流传出去，《人民日报》最先发表了讲话内容，但因为当时时机并未完全成熟，发表的文章删去了对毛主席的评价内容。
1981年3月，黄老认为已经到了可以发表第三部分内容的时候，就让秘书去找总政治部的华楠副主任，看看能不能发表在军报上。
对于这样的重大话题，华副主任当即就在总政内部同时任韦国清主任和梁必业副主任进行了郑重的商讨，最终决定可以发表。
不过，黄克诚将军同样是一个很慎重的人，为了彻底放心，他又专门将文章报告给邓小平，希望他拿出最后的意见。
邓小平又将文章转给了长期担任过毛主席秘书的胡乔木，请这个公认的“党内第一支笔”进行修改，也就有了前面对毛主席称谓的变化。
实际上，胡乔木对毛主席也是感情极深，他参与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胡乔木和黄老两人不存在谁是谁非的争论，但也都坚持己见，之后这个问题又交到了邓小平手中。
实际上，对于毛主席的称呼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中苏两国交好时，互相以同志相称最高领导人。
但双方关系变质后，苏联人就不再称呼毛泽东同志，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也预示着两国关系已经差到了极点。
不过，苏联内部本身也有很多问题，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继任领导人也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最完全明确和坚持斯大林对苏联的伟大功绩，最终在思想领域导致苏联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渗透成筛子，也间接导致了苏联的灭亡。
黄老在讲话中明确说到，当前的很多国家都存在信仰危机，许多年轻人没有思想寄托，没有精神追求，而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伟大理想和信仰。并且以此团结和教育了广大群众，我们不能自毁长城，自己毁掉了我们的信仰和力量。
如果不能正确认识毛主席，正确树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就会动摇我党的执政基础，在党和人民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使我们的国家在发展上迷失方向，失去动力。
幸运的是，在黄老等一大批经历了历史沧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捍卫下，中国人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坚定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不动摇，继承并发扬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传统，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不断取得胜利，跨步走在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