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天启、崇祯，谁应该为大明王朝的覆灭负责？
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考成法，裁撤冗官冗员，推行一条鞭法，加强武备整顿，边境安然，史称“万历中兴”。
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从万历帝对张居正反攻清算，废止新政，内有东林党争、国本之争等重大事件，外有朝鲜之役与萨尔浒之战。万历皇帝怠政、官场昏暗、军备荒弛、用人不当，另外，再加上太监乱政、边事迭起……大明王朝开始一步一步走上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
万历帝的“怠政”，主要体现在万历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其中竟然有三十余年不上朝。万历帝出于国本之争对大臣的极度不满，自1587年后，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作为报复，仅处理一些重要事件。自1588年后，早朝也经常看不到他，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万历帝不上朝的理由非常荒诞，因为立太子不遂己愿，只好选择与文官集团消极对抗，不与他们合作，他的怠政造成政府的各个机构缺员，帝国的政治中枢时时处于半停顿的状态。
更为要命的是，万历帝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财，他在位期间横征暴敛，他的疯狂敛财造成民间的动荡，以致民变迭起，将帝国推向了危殆的边缘。
此外，万历帝三大征，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虽然三战皆胜，巩固了明朝边疆，守护了朝鲜王朝，但也消耗了明朝大量的国库存银。
1620年，万历帝驾崩。其长子朱常洛登基。泰昌帝朱常洛常年沉湎酒色，纵欲淫乐，导致身体日益羸弱，仅在位一个月，即猝死，时年39岁。
朱常洛死后，16岁长子朱由校即位，年号天启。天启帝在位七年，与万历帝相比，天启帝更称得上是一个奇葩。
天启帝对朝政没有兴趣，痴迷木匠手艺，天天忙着设计各种各样新潮的家具，把朝廷票拟和批红的大权交给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趁机干预政治，拉拢齐楚浙党，号为“阉党”。1624年后，阉党把握朝政，魏忠贤擅权跋扈，爪牙遍布全国，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为由，将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东林党与阉党之间斗得你死我活，朝臣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切以党派利益为原则，造成天启年间的朝政混乱，导致内忧外患加剧。
正是在明廷的党争势同水火之际，后金已然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明廷多次对后金用兵均以失败而告终，明军丧师失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失去了所有的战略优势，辽东的战局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
明朝政治的腐败与国力的衰颓，在对后金的战争中暴露无遗。历经万历、泰昌和天启三朝荒唐混乱的不停折腾，大明王朝亡国的趋势已经形成，历史的走向再难逆转。
天启七年（1627），天启驾崩，信王即位，是为崇祯帝。崇祯帝从天启帝手里接过来的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内忧与外患已经成为崇祯王朝面临的一个生死难题。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而且，崇祯帝并不是没有反转的机会，大明帝国虽然衰颓不堪，但毕竟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崇祯帝手里尚且握有无尽的资源和为数众多的人才，如果运用得当，崇祯帝的“中兴之梦”也未必不会成为现实。而且崇祯帝起初做的也的确不错，他即位不久，就顺利地剪除了阉党，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大明王朝却并没有因此走向中兴，反而深陷泥淖，无法自拔，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内耗。
崇祯帝是一位勤政自勉且具有高度责任心的皇帝，他抱有匡复大明王朝、成为“中兴之主”的强烈意愿，并力图有所作为，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问题。面对王朝的危局，崇祯帝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针对辽东的战事，崇祯重新起用了被阉党废置的袁崇焕，给予他全权处理辽东军务的权力，并赐予尚方宝剑。
但是崇祯帝在用人方面、处理政务方面乏善可陈，他既无法合理地运用人才，也不能有效地整合资源。
他以“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纵敌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僧入城”等罪名，将袁崇焕草率地处死。其中固然有袁崇焕本人的原因，但崇祯猜忌多疑、刻薄躁急的一面还是暴露无遗。
大明王朝的能干之臣，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先后杀了首辅二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更有甚者创下三十六名高级官员同时被杀的历史最高纪录。
雨漏偏逢连阴雨，崇祯元年，陕西发生大规模的民变，进而愈演愈烈，渐成燎原之势。自此，民变与辽事成为折磨崇祯的两大梦魇，时时让他芒刺在背、寝食难安；明军则陷入了两线作战的旋涡，时时处于疲于应付、焦头烂额的境地。
两线作战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而帝国的财政已经接近崩溃，无奈之下，朝廷只能不停地加征赋税——官吏豪强拥有特权，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逃避赋税，这些摊派最终还是加在平民百姓的身上。于是，朝廷压榨地方，地方压榨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当平民百姓无以为生时，他们只能铤而走险，在刀尖上讨生活。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必将为自己实用主义的风格与变化无常的个性付出惨痛的代价。
崇祯在位十七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最终做了亡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