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中，为何大唐军人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跟着造反呢？
当时的大唐，虽出了不少问题，但总体上仍处于盛世。为何这些军人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跟着造反呢？
士兵有没有好日子过，取决于节度使
对于当时的大唐军人来说，有没有好日子过，完全取决于节度使。
初唐时，大唐是府兵制。将士们“出则为兵，入则为民”，都是有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
开战时，各折冲府的府兵奉命集结，朝廷派遣将领指挥。
战后，将领该回朝当官的回朝当官，士兵们该回家种地的回家种地，各自过各自的好日子。士兵以后的日子过得好不好，主要看种地的能力和运气。
可是，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也就瓦解了，大唐将士逐渐以募兵为主。
所谓募兵，就是职业军人，升迁荣辱，甚至全家生计，都要仰仗将领。
如此，士兵们跟将领之间，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是“兵为将有”。
对于士兵来说，有没有好日过，就要看将领的了。
有一定的把握
当然，造反毕竟是杀头的事，如果没有什么希望，那管什么人身依附不依附的，都不会去送死。
所以，尽管有许多朝代都实行募兵制，比如东汉、魏、晋，以及后世的两宋，但也没有经常捅出这么大篓子。
这是因为，不论实行何种兵制，朝廷都有一套控制、防范地方军队的系统。
1、内重外轻。
不管你外面是募兵还是征兵，只要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占据绝对优势，地方一般不敢找死。
以曹魏为例，即使是三国时期，战争频发，但部署于洛阳的中军依然占据绝对优势。
所以，尽管司马懿担任过荆州、雍梁的都督，但只有在洛阳政变成功才能成功夺权。
至于后世的两宋就更不必说了，谨慎得令人发指。
2、规范地方军政长官权限。
如果对地方军政权力分配得好，那么，就算地方上的强力人物要造反，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
还说曹魏。
都督、刺史、将军各有权限。
都督虽权重，但不得过问民政、财政，经济上要靠朝廷，腰杆子硬不起来。
都督虽虽掌军，但没有人事任免权，不能随心所欲安插亲信，排除异己；位权再高，也不能振臂一呼，反了朝廷。
所以，淮南三叛，虽然淮南几位实力派人物都讨厌司马家，但就是联合不起来，只能此起彼伏，被人家各个击破。
可是，唐玄宗大约觉得自己太牛逼了，却不太讲究这些”条条框框“。
或许是为了加强对外战争的”指挥效率“，也或许是因为大唐边疆太远，调度不便，大唐给节度使赋予的权力极大！
节度使不但掌握军队，还掌握民政、财政，有钱、有兵、有粮！
而在人事任免上，尽管节度使需报朝廷，但朝廷基本只”负责签字“，节度使基本上一手遮天。
同时，为了急求边功，他把主要的资源悉数配置于边境，交付于各节度使手中。
天宝年间，天下共57万人，但有49万人跟随各节度使部署于边境，只有8万人由大唐直接控制，部署于内地。
这几乎就是给野心家打招呼：我家大门常打开！
动机
前面谈的，是“有条件”造反。
那么，这些将士造反的“动机”是什么呢？
安禄山集团的成员来源非常复杂，既有胡人，也有汉人，既有出身贫寒者，也有名门之后，其“动机”不可一概而论。
不过，大底可分为3种情况。
1、安禄山真正的死党。
安禄山是枭雄，他识人才，也能笼络人才。
比如，田承嗣，原为卢龙小校，安禄山视察时发现他是个人才，遂大用。
此外，谋臣高尚原本是乞丐，孙孝哲原本是裁缝、李宝臣原本是奚族名人，蔡希德原本是普通士兵，这些人都被安禄山拔于行伍之间。
这些人，无论胡汉，都没有沾过大唐盛世的光，是安禄山把他们从底层提拔起来，对安禄山忠心耿耿。
即使在安史之乱失败后，已经接受大唐安抚的田承嗣，还公然建“四圣庙”，击败安禄山父子及史思明父子，足见安禄山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2、对杨国忠不满者。
安禄山起兵，打的是诛杀杨国忠的旗号。
杨国忠确实不得人心。
不说安禄山的旧将了，就是曾经安禄山的死对头哥舒翰，在战败被俘后，也请降。
死人堆里打出来的哥舒翰自然不是怕死之人，之所以请降，恐怕是实在受不了唐玄宗、杨国忠！
3、胁从者。
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新唐书》
其实，在大多数时候，持明确立场，不惜赴汤蹈火的人物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是随波逐流。
安禄山在造反前，只有高尚等数人秘密商议，起兵前，佯称接到密诏，要讨伐杨国忠，因此，诸将来不及提出任何意见，就服从命令了。
这些人中，有的后来找准机会“反正”。
比如范阳节度副使贾循。他后来就企图“反正”，未成被杀。
此外，颜书法家兄弟也曾短暂“诈降”后又反正。
不过，随波逐流者仍不少。
比如，安禄山攻入洛阳时，数百官员投降，作为“伪官”，等到大唐反攻回来时，又有三百多“伪官”重归大唐···
偏见
后世论及安史之乱，多要谈及胡汉矛盾。
其实，安史之乱，并非民族战争。
交战双方，唐军、叛军，其中的胡汉比例差不多。
整场战争中，叛军从来没有提过“七大恨”这样的民族矛盾。
安史之乱后，田承嗣、李希烈等节度使，皆是汉人，有的军队甚至基本以汉人为主，但不照样割据一方，抗拒朝廷吗？
因此，安史之乱、藩镇割据，是中央-地方关系处理不当的结果，与民族矛盾并没有太大关系。
动乱有两种：一种是“逼”出来的。下面的人无法生存，只有造反；一种是“养”出来的。自己作死，主动放弃控制，导致失控。
安史之乱，就是后者。
总之，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兵为将有”是当时历史的必然。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就一定会“尾大不掉”，更不意味着一定会捅出大篓子。
遗憾的是，在兵制变化后，大唐统治者不即使调整制度，反而一味放任安禄山等人坐大，最终捅出了史诗级的大篓子。
大唐盛世，由此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