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少主刘禅年少无知,大臣中又没有足以和诸葛亮的能力地位相抗衡的人物,诸葛亮也因此可以独揽大权,让蜀国完全按照他的思路和意志、在他制定的轨道上向前运行。
诸葛亮的《出师表》
蜀汉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刘备时期和刘禅时期。刘备时期,蜀国的发展战略,基本以诸葛亮的《隆中对》为蓝本。刘禅时期的发展战略,则集中体现在诸葛亮的前后两篇《出师表》中。
公元219年的荆州之败,让蜀汉三大根据地只剩下两个,“隆中对”规划由此成为泡影。刘备死后,诸葛亮认真审视了当时天下大势,放弃了偏安一隅、保境安民的保守方针,转而实行以小打大、以攻为守的激进策略,主动出击,频繁发动对魏国战争。
他认为,蜀国国小力弱,“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是不现实的也是极为危险的,“偏安于蜀都”只会让蜀国走入死胡同。恰恰相反,蜀国应该志存高远,树立雄心壮志,“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在锐意进取中求得生存发展。
诸葛亮的《出师表》慷慨激昂催人泪下,其一片忠心固然无可置疑,但以之作为蜀汉的国家战略,却并不明智。
战争从古到今都是一种极为奢靡的昂贵“游戏”,如《孙子兵法》所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诸葛亮六出祁山发动的每一场战争,不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而且耗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对于蜀国这样一个人口、资源、财力底蕴都极为有限的小国来说,几乎不堪重负,不仅未能削弱敌人,自己反而深陷战争泥沼,民穷财尽国力疲敝。
诸葛亮在世时,位高权重,威望极高,无人敢对他说三道四。但他死后,姜维继续执行他的北伐策略,多次遭到蜀国大臣的激烈反对,费祎、廖化、张翼等人都认为蜀国“国小民劳,不宜黩武”,连诸葛亮的恶儿子诸葛瞻都上表要求罢免姜维的兵权,制止他发动战争。可见,诸葛亮的《出师表》中的主动进攻策略,确实弊大于利。
华歆的《止战疏》
几乎在诸葛亮的《出师表》问世同时,魏国大臣华歆也写了一封奏疏《止战疏》,献给魏明帝曹叡。华歆在《止战疏》中,表达了与诸葛亮的《出师表》完全不同的国家战略思路。
华歆的《止战疏》认为,王者之道,应该“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集中精力发展农业与经济,使得国家富强百姓安乐,自然立于不败之地。
华歆认为,魏国不可一味恃强迷信武力,“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征役,颇失农桑之业”,战争给国家民众带来的破坏是极为深重的,故而“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非不得已不可妄开战端。
华歆的论点赢得了魏国朝臣的广泛认同,也得到了魏明帝曹睿的首肯。魏国从此休兵止戈,即使面对诸葛亮的频繁挑衅,也只是以最低限度的防御作战为主。魏明帝曹叡在位十三年,仅仅发动了一次对蜀国的进攻。
其实以魏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足以对蜀汉形成碾压式优势,如果魏明帝也像诸葛亮一样好战,不惜一切代价发起灭蜀之战,以蜀国当时的综合国力,能否挺得过去还真难说。从这个角度而言,华歆的《止战疏》确实救了蜀国。了解更多有关华歆的史实,请阅读《白话三国志》。
参考资料:《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