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科举考试十分的宽泛,开放了录取的规模,还打破了传统,不敢是官宦子弟、将校子弟,甚至连寒门、商人子弟,都有入仕的机会。
尤其是晚唐时期,录取寒门子弟入仕,已经蔚然成风。到底被推崇到什么程度,就连宰相薛元超,也以不是进士及第为平生三大恨之一,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科举入仕在唐人心目中的地位。
根据权威资料统计,唐朝中后期,宰相133人中,进士出身的有104,这足以说明文人在高官中占有绝对的比例,出现这种现象,也是尤其社会原因的。
唐朝时期,经济发达,社会稳定,人们开始追求在精神层面满足,以文入仕成为学子的价值取向和毕生追求。这个社会尚文之风越来越盛,甚至出现了以词科取士的趋势,极大地促进了文人应举的热情,从而形成了巨大的进士群体,也成为舆论的导向。
长安城内有一个平康坊,是官妓最多的地方,也是进士们最为向往之地。在很多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文人“狎妓”的事件。
李白的《 出妓金陵子呈卢六》:
“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楼中见我金陵子,何似阳台云雨人。”
就很清楚地表明了,对谢安石携妓出游的认同,还有对自己“狎妓”一种炫耀。
自然这种“狎妓”,除了吃喝玩乐,炫耀之外,也会出现一些个例。
《 太平广记》中记载了一个关于——欧阳詹。
欧阳詹,进士及第之后,游玩只是认识了一个“官妓”,两人一家钟情,情投意合,在他回京之前,欧阳詹发誓要与其“至都当相迎耳。”。
可是等了很久,女子相思成疾,临死之前,割下头发,放入一个匣子中,告诉姐妹“吾其死矣,荷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并留下一首诗句:
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镂金箱。
后来使者前来,带着信物禀告欧阳詹,看到遗物和诗句之后,欧阳詹竟然“一恸而卒”。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文人和妓之间,也并非只是肉体上的关系,也有一些精神上的依托,也可以看出,唐朝文人结识风尘女子,四处游历,是一件非常平常之事。
然而大家要注意的是,“狎妓”并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风气。
其中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唐朝比较开放,文人不在埋头读四书五经,而更加推崇流连于风月,做一个文人骚客,从唐诗的昌盛就可以看得出来。其次,唐朝女子并没有多少所谓的贞洁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
第二,到了唐朝,除了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畜养家妓的现象外,官妓发展到了顶峰。
唐朝时期,所有的妓乐都有户籍,一入乐籍,那就是说成为国家的妓或官妓,他们身份特殊,当时可以流动。朝廷专设机构,对他们进行训练、培养、管理,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唐朝朝廷对于妓这方面是大力提倡的。
唐朝时期,进士放榜之后,有一个以“曲江亭宴”为主体的曲江游赏活动。
毕沅《 关中胜迹图志》卷六所引《 春明退朝录》 文可见当时盛况“ 开元时造紫云楼于 江边, 至期上率宫嫔帘观焉, 命公卿士庶大酺, 各携妾妓以往, 倡优缁黄, 无不毕集。”
故张籍诗云: ‘ 无人不借花间宿, 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 进士第一人) 录事( 妓) 同。检点会缺一则罚金。”
从浙西描述可以看出,不管是文人、大臣乃至帝王,对于“猬妓”都认为是很平常之事,甚至携妓宴游也成为一个固定的活动。
第三,从文自身来看,唐朝人的士族观念,虽然没有以前强烈,可是旧士族的势力仍不可小看。唐朝的文人属于进士阶层,是站在士族的对立面,因此“狎妓”行为,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反抗。
另外唐朝是一个个性张扬的年代,社会稳定,生活压力小,在感情生活上,就不在太顾及什么伦理道德,以风流自诩,以“猬妓”为荣。
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现象,“虱子”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寄生虫,现在很少见。唐朝时期,竟然有很多的文人,以身上有虱子为荣,认为这才是文人的典范,追求精神高尚,并不在乎身外之物,文化素养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唐朝的官妓,一般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尤其是在文学、音乐上面,是他们的必修课。在陪伴文人游玩期间,也能一唱一和地吟诗作对,觥筹交错之间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总体而言,唐朝的科举制度下,造成了文人兴盛,“猬妓”风行的现象,表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