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被废除，皇帝权力高度集中，明朝政治格局的改变与进步
明太祖朱元璋的单人画像
废宰相、设内阁，明朝政治体制的巨变
明朝初建，彼时明太祖朱元璋尚且没有废宰相之心，仍然沿袭了元朝旧制，设中书省及丞相。宰相、丞相是各朝代不同的称呼，实际所指官职并无差别。明朝初期的丞相的权力范围依旧广泛，身为中书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可统辖百官，皇帝的诏令也需经过丞相及中书省下达。而且明朝中书省之下分有六部，丞相虽然统领六部却也为六部所掣肘。总而言之，丞相仍然可以参与国家政务的决策处理，甚至对于皇权存在着一定的约束力。
明朝丞相胡惟庸谋逆被处死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初期对于丞相还是保持着相对谨慎的态度，虽然放权给丞相但还是设置六部以分解相权。这一态度一直维持到奸臣胡惟庸的出现，胡惟庸利用丞相职权大肆扰乱朝纲，贪墨作乱，使得朱元璋认识到了相权泛滥的破坏性。虽然胡惟庸的谋逆叛乱被平定了，但它将丞相对皇权的威胁放大数倍，使得朱元璋的手段从削弱相权直接转变为除去相权，决意从政治体制上彻底消除这一威胁皇权统治的不稳定因素。胡惟庸案并不是明朝废丞相的直接原因，它只是一剂催化剂，既强化了朱元璋对相权的削弱程度，又加速了废丞相措施的实施。由此，宰相制度被废除。
内阁大臣办理事务所处的文渊阁
废相之后，朱元璋大幅提升六部尚书的政治地位。令六部尚书平分宰相权柄，相互牵制以避免权力泛滥。然而如此一来，权力的使用虽然得到了有效的监管，但缺乏丞相总理事务，皇帝的政务也相对应地增长了十数倍，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朱元璋不得不另行寻找替代丞相的办法，于是内阁应运而生。朱元璋仿照宋朝的制度建立了中极殿、建极殿诸大学士,因这些官员在内廷当值，所以有内阁之名。内阁真正的发展是在明成祖朱棣时期，内阁官员专门负责为皇帝提供建议，起草诏书，但并没有实际决策权。直到嘉靖年间，内阁逐渐衍生出首辅制度，许多内阁首辅的权力甚至已经超过了明初期的丞相。
宰相与内阁的存亡揭示了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运动
皇权与相权是贯穿于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千年来政治体制演变的内在推动力均源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斗争。皇权作为古代社会最高的政治权力，代表着国家、百姓、群臣的整体利益，具有稳定性、权威性、至高无上性。然而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却其权力只能由单一的个体来行使，所以当皇权为个体所用则必然会产生主观性、变化性、受约束性。无论是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体差异的角度来看，皇权外在应受律令典章的约束，内在应受自身职责的约束，而行使约束权的最直接力量就是相权，即宰相。
明朝诸位内阁大臣的休闲娱乐生活
宰相在上古时期是皇帝的家臣，其职权相当于管家。当皇帝执掌天下，宰相也就由家臣转向了外臣，所管理事务也相应从皇帝的家事转变为国家的政事。而且其连接百官与皇帝的枢纽作用也赋予了宰相以监察的职责，虽然朝廷之中通常会设有专门的监察机构，但宰相的监察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他既要自上而下监管朝臣的政绩，又从侧面约束皇帝的言行策令。相权虽然位于皇权之下，却不依存皇权而生，如此相权便有了与皇权抗争的底气，间接构成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宰相的废除与内阁的出现就是皇权打压相权的最直接表现，虽然出于实际的需求，皇帝不得不以内阁代替宰相。但内阁并没有实际决策权，且主要依赖于皇权，故而内阁可以取代宰相存续下来。明朝的君主集权几乎达到了顶峰，正是因为在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明后期，内阁由依附皇权的内朝官转变为具有政治实力的外朝官，无形之中成为了一种相权的变体。其本质仍旧是对于皇权的约束。合乎礼法与政治体制的约束作用，会促进皇权的进步；反之则会激化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引发激烈的政局动荡。
皇帝与丞相各司其职，相处融洽
总结
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几个为数不多的拒绝割让土地的政权之一。纵使到明朝末年，国力衰微之际，面对鞑靼等周遭敌国的侵扰，明朝始终保持着寸土不让的强硬态度。明朝的强硬态度除了受到文化影响外，与它稳固的政治体制是分不开的。明朝自始至终保持对相权的谨慎以及对皇权独立性的高度重视，虽然仍然有奸臣、阉宦乱政，但最终都被扼杀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明朝对相权打压严厉，虽然后期相权反弹，不过总体而言确实限制了相权的发展。相权的空白相应地为明朝带来了许多麻烦，所以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既有不可避免的矛盾性，也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