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远比以前历代强大，为什么还施行较为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处处以隋朝的灭亡为借鉴，对内精励图治，对外怀柔绥抚。他反对穷兵黩武，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其基本国策是:“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这个国策为其后几位继任者所沿袭，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

这些对外开放政策首先表现在对待来朝的外国使者的态度上。唐朝统治者一般能尊重外国使者的宗教习俗，对其失礼之处表现出宽宥的态度。如贞观四年(630年)，林邑遣使来朝，据说表文中有失礼之词，朝中有人奏请唐太宗借此为由发兵征伐，但唐太宗不同意，认为“言语之间，何足介意”，如以此而发兵，一劳百姓，二损士兵，是得不偿失的事。充分表现出宽厚的度量。再比如开元初，阿拉伯遣使来朝，进马及宝钿带等方物，使者在谒见唐玄宗时，唯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而中书令张说却奏曰：“大食殊俗，慕义远来，不可置罪。”唐玄宗特敕准免予跪拜。不久阿拉伯又遣使来朝，其使者解释说:“在本国唯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可见唐朝统治者能注意尊重各国使者的风俗习惯，而不是把自己的规则强加于人。

这件事情在阿拉伯历史中亦有记载，据说此次使团共有6人，在谒见中国皇帝时，第一次穿华丽的衣服，皇帝不接见;第二次穿黑袍，皇帝又不接见；第三次全副武装而去，皇帝才接见他们。当皇帝问起他们更换衣服之事时，他们回答:“第一日所穿者，则见贵妇之服也;第二日所穿者，则朝服也;第三日所穿者，则对仇人之面者也。”皇帝壮其直言，以厚礼赏之。对于唐玄宗的宽宏大量，英国学者布隆荷尔盛赞说:“当日处理此事的开明精神，实胜于一千一百年以后之王朝也。”正因为唐朝统治者有如此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故各国纷纷派遣使者来华朝见，京城长安岀现了一派“万国来朝”的空前盛况。马克高恩在《中国史》一书中写道:“从前在觐见时候并未听过的方言，第一次在长安听到，有人提到殿前的万国衣冠，以及大使及其从人的行动，宛然如画。

唐朝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还表现在对外商的态度上。唐朝的法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这就是说，来华贸易的外商中，如有犯法，在同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阿位伯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如阿拉伯人与新罗人，或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外商群集的广州，唐朝皇帝还特派一名回教徒驻扎在那里，对前来经商的各国回教商人，如有诉讼，则由此人公判。每当英期，亦由此人领导大众，行祷吿礼，宣诵圣训，并为回教国王向阿拉求福。而阿拉伯商人对其判断均绝对服从，因他依据的是伊斯兰教的法律。对于外商所享有的这种优待，布隆荷尔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已享有治外法权，它无异于一千年后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情况。

唐朝政府在同外商的交易中，一般采取怀柔的优惠政策。据说当时外国商船入港后，皇帝如欲购买宫廷的御用物品，则派所信任的宦官为宫市使，对所需的货物，以高于民间市价两倍的价格购买，因此阿拉伯商人俱热望把货物卖给宫廷。当时亲身来到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亦写道：“货物之为中国皇帝所买者，都照最高的行市给价，而且立刻开发现钱，中国皇帝对于外商们，是从来不肯错待的。”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地方官敲诈外商，皇帝还不时发布敕令，禁止对外商滥征各种杂税。如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曾下达谕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恩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有些比较开明的地方官，也主动将一些勒索外商的陋规废除，如元和十二年（817年）任岭南节度使的孔戣，就将原先外国船泊港后必须举办的“阅货之燕，犀珠磊落，贿及仆隶”等陋规，一并废除。同时，他还更改了对外商遗产处理的规定。按旧制，“海商死者，官管其赀，满三月，无妻子诣府，则没入”。但孔祐认为，海道往返一趟需年余，三个月期限太短，应适当延长，“苟有验者，不为限”，遂对外商遗产的处理作出较为合理的规定。

唐朝对外开放政策的又一表现是在对外国宗教的态度上。唐朝统治者虽然提倡道教和佛教，但并不排斥其他外来宗教，许多西方宗教，如景教、摩尼教、袄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在唐时传入中国，在当时阿拉伯商人密集的广州，唐朝政府准许其建立侨居地——蕃坊，设有蕃长为主领，且授予官衔。如天祐元年（904年）六月，就授予三佛齐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为宁远将军。

在蕃坊里还建有寺塔，以作礼拜之用，方信孺在《南海百咏》中曾写道:“番塔始于唐时，曰怀圣塔，轮困直上，凡六百十五丈。绝无等级，其颖标一金鸡，随风南北。每岁五、六月，夷人率以五鼓登其绝顶，以祈风信，下有礼拜堂。”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亦云:“今广东怀圣寺前有番塔，创自唐时，轮困直立，凡十六丈有五尺，日于此礼拜其祖。”可见当时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完全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的宗教活动，据说在唐末，寓居在广州的伊斯兰教徒数以万计，每逢礼拜日，常汇集在一起作宗教聚会。

这些说明，唐朝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是允许各外来宗教同时并存的，布隆荷尔曾评价说:“唐太宗倾向儒学，反对佛教及道教，但欢迎景教传教士，编译其书，藏于馆中，可见其政策之开明唾”。

唐朝统治者之所以奉行如此开明的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是以强盛的国威和繁荣的经济为基础，在外交上自信地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对外国使者与外国商人始终以怀柔绥抚为主，如唐太宗所言:“朕始即位，或言天子欲耀兵，振伏四夷，唯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中夏安，远人伏矣。”另一方面是通过这些政策的实行以吸引外商来华贸易，因自天宝十年(751年)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争失利后，唐朝经陆路同西亜各国的贸易被切断了，于是只好把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海路。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故唐朝统治者极力保护外商的利益，以鼓励他们不断地来华贸易，布隆荷尔曾指出这一点:“终唐之世，阿拉伯商人之在中国者，颇蒙优待，因其有利于中国也诚然，通过这些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唐朝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谢谢您关注小编“日月晨云”，您的关注点赞评论是对我的最大支持，谢谢。

参考以下著作《贞观政要》《旧唐书》《中国伊斯兰教徒》《中外关系史译丛》《唐律疏议》《新唐书》《册府元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