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在享乐中灭亡将责任推给西湖更不要脸的怪女人的妆容和衣着
“高宗为康王时，金遣副使王云请王入质。王至磁，竭府君祠，府君欺令磁民杀王云。及二帝北狩，康王南渡，临大江无舟渡，忽一神控白马载渡，曰：‘臣磁州崔府君也。’忽不见。”
随着宋高宗赵构渡过长江，“高宗南幸，舟泊岸，执政必登舟朝谒，行于沮洳，则蹑芒鞋，宰相吕元直顾同列戏曰：“草履便将为赤舄。”既而傍舟水深，乃积稻秆以进，参政范觉民曰：“稻秸聊以当沙堤。”
尽管仓皇南渡逃过了金兵追杀，可是最终赵构和他身边的宰相、参政等大臣还是很快便忘记了草鞋当作天子脚下穿的赤舄和稻秸当作皇帝与官员车马同行沙面大路时的不堪。等到稍微可以苟且偷安以后，便又再次的歌舞升平，流连忘返于杭州的山水之间。
根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至淳熙年间，整个南宋朝廷“君相纵逸”，“射乐山水”，早将痛失江北河山时的新亭之泪抛在了脑后。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道尽了当时整个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纵情享乐，只图眼前安逸，忘记了光复山河，居安思危的糜烂风气。
在当时西湖的南岸有一座白塔桥，是当时的水陆交通要道，有人专门在那里售卖前往北宋都城汴京的地图。因此有人专门做了一首诗“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
其实当时的南宋，尽管将都城设在杭州并改名为临安，但在君王和朝臣眼中恐怕早已经将这里视为了“长”安，谁还会去管回到中原的路程还有多远？早没了收复河山，光复失地的心思。
于是当时的人就把这一切怪罪到了西湖的身上，将西湖比作西子，认为西湖这个尤物，与当初西施靠美色迷惑吴王夫差，最终遭勾践灭国联系在了一起。
张以宁便写下了“荷花桂子不胜悲，江公年华忆昔时。天目山来孤凤歇，海门潮去六龙移。贾充误世终无策，庾信哀时尚有词。莫向中原夸绝景，西湖遗恨是西施。”
但这不过是文人的牢骚之辞。即便是一个活的西施，能不能让夫差灭国并不是她能决定的，何况一个“死”的西湖，真就有那么大的能耐让南宋的君臣迷恋其间，颓废误国？
倒是一些民间的“舆论”可以道出一些其中缘由。
如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辛丑大旱，整个南宋饿殍遍地，饥民无助。南宋朝廷不想着如何救灾，却诏迎天竺观音到明庆寺（就是后来的昭庆寺）祈雨求福。有人便写了一首诗“走杀东头供奉班，传宣圣旨到人间。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观音却下山。”
这里说的太平宰相便是宋孝宗时的最高行政长官赵雄，字温叔。面对天灾他也拿不出什么好的解决办法，他一连当了12年的太平宰相面对南宋的朝廷的运作也已经麻木和无奈，甚至有些无动于衷。这首打油诗越传越广，赵雄好歹还要点脸面，知道民间对南宋朝廷只知吃喝什么事都不作颇为不满，民意不可违，便辞官拍拍屁股走人了。
宋理宗赵昀时，太监董宋臣因懂得逢迎，深得皇帝欢心，丁大全担任宰相，两人内外勾结，狼狈为奸。
有天宫廷内宴上演出杂剧，一个人专门负责打锣，一个人在台上问道：“今日排当，不奏他乐，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这虽是台上小丑插科打诨的话，但也深刻说明了当时南宋朝廷如何还会想着“长”安，“临”安便满足的原因。
尽管百姓都看出了南宋朝廷贪图安逸，居安不思危的症结所在，但却有不少御用文人歌功颂德，当一个叫不醒装睡的人。
绍兴年间的知阁门事张抡就拍马屁的写道“圣代道治功成，一尘不动，四境无鸣柝；屡有丰年天助，顺基业，増隆山岳；两世明君，千秋万岁，永享升平乐。”
结果张抡这一马屁拍得皇帝心花怒放，赏！“赐金杯盘，法锦数事。”
然而，就连当时的妇孺皆知张抡所说的不过是一个梦而已，完全就是彻头彻尾的撒谎。但没办法当时整个南宋朝堂就喜欢这样的马屁，皇帝高兴，大臣乐意。
只可惜，在这样慢性麻药迷惑下的南宋朝廷，这些吹嘘的笔墨还未干，赵家皇帝便不得不离开杭州跑到温州逃难去了。
南宋灭亡后更有文人将责任又一次推向了宫中的女人，称当时南宋宫中女子系的前后掩裙，名叫“上马裙”，化妆时用粉点眼角，名叫“泪状”。寓意的就是掩面哭泣上马北行的意思，所以很不吉利。于是很自然地将宋室江山倒塌的责任归咎到了女人的裙钗粉黛之间。自然而然，那些宰相参政之流，文武百官之责便推得一干二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