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曾设置了4个通商口岸，为什么到了乾隆时期只剩下广东一个？

乾隆皇帝

众所周知，清承明制，因此，当清朝占领天下之后，也延续了朱元璋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不过，这一情况在康熙23年发生了变化，康熙皇帝继位的第23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海禁，并在第2年设置了闽、粤、江、浙四大海关。因此，在广东等四大海关之地，形成了清朝时期与陕西陕商、两淮盐商齐名的大商人团体。

而繁荣无比的海上贸易也给予了清廷巨大的收益，乾隆时期，来自海关的收益已经成为仅次于丁口、盐税的第三大收入来源。然而，就当四大通商口岸繁华比无比，也给清廷带来巨额收益的时候，来自乾隆皇帝的一道圣旨，态度异常坚决地关掉了其他沿海三个海关。乾隆皇帝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广东海关

直接原因来自于亦庄外洋通商案。对于财富的狂热追求，造就了西方国家对外的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并最终造就了遍布全球的西方贸易体系。在追逐利润的指引之下，全世界各地遍布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贸易点，古老、富庶、强大、文明的中国自然是西方国家垂涎已久的贸易对象。

但是，无论是明朝的走私还是清朝的4个海关，都远远无法满足西方商人追逐利益的需求。他们无孔不入的去试探清廷的底线，试图获得更多的贸易点。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带来的文化、宗教、政治等诸多思想，也给清廷统治者带来了本能的戒备和反感。

而且，根据乾隆期间两广总督杨应琚的奏报：“洋船高大如屋，来去无常，尤其是船上装载炮械，云集天朝上港”，这对于沿海清军水师来说，自然是个巨大的威胁，而在清朝的海疆大臣及乾隆皇帝看来，清朝的海防宁静高于一切。

清朝广州地图

在关闭三大海关之前，乾隆皇帝就有意减少这几个海关的船只。乾隆皇帝曾试图通过提高关税税额的方式，来吓跑外国商人。但是，这一想法最终并没能实现。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中国通、汉语名为洪任辉的英国人，乘坐一艘三尾小洋船成功号到达天津大沽海口。

这大概也应该是第1艘到达中国北方沿岸的英国船。而洪任辉北上京师的目的，是奉英国东印度公司之命，到清廷控告粤海关腐败勒索和广东洋行的垄断贸易。

清军驻守在大沽营的游击将军赵之瑛发现了海上的英船之后大惊失色，但是，洪任辉自报的身份是英吉利四品官，目的是向北京申冤，面对这样的一个似乎具有外交使命的英国官吏，清军将领只能层层上报，并最终上达天听。

乾隆皇帝

清廷受理了这桩洋人反腐案之后，洪任辉呈上了一篇长篇对状，罗列了粤海关7项罪状。同时，他们隐含要求开放海禁自由贸易的要求。接到洋人的这个状告之后，乾隆皇帝十分惊讶，他先是派遣总督李侍尧会同特使在广东会审此案。

而会审的结果则是各打50大板：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撤职查办，洪任辉也以“违例别通海口罪”被遣送到澳门圈禁三年。而对于英国等西方商人最希望的扩大贸易的想法，清廷不但没有丝毫退步，反而进一步缩小了通商关卡，康熙皇帝开创的四港通商局面，在80年之后被他的孙子乾隆皇帝缩减只剩下一个广东海关。

很显然，随着西方商人的无孔不入，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的乾隆皇帝，出现了一种本能的戒备和排斥。忧虑的乾隆皇帝愈发感到：防范比通商更为重要，大清王朝万万年的统治，比海关的那点钱更为重要。因此。英国商人洪任辉的状告不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进一步坚定了乾隆皇帝关闭三大海关的决心。

广州海关

在乾隆及清廷眼里，国家的海防安全远远重于对外通商，因此，选择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的另一原因，则取决于广州拥有易守难攻的要塞。想要到达广州港，西方国家的船只必须从虎门途经黄埔，而这段必经之路上沙多水浅，没有中国引水员的带领，洋船根本难以自由进出。

与此同时，这条水路还有多处官兵设防，十分易于防守，这在地理位置上让清廷更有安全感。而其他三大海口岸却不同，例如，宁波地势平缓，海面辽阔，无险可守，一旦洋人有不轨之举，扬帆就可直达腹地，自然十分危险。

其次，广东位于中国的最南端，距京师等清廷中央的心脏更是十分遥远。再加上广东在明朝时期就是华洋杂居，因此，清廷基本默认了西方国家对于广州的影响。而其他三大通商口岸不同，其他三大海关位于江浙地区，浙江历来是礼教重地，在乾隆皇帝看来，这块地方岂能成为洋人的集市。因此，清廷对于文化、宗教信仰完全不同的西方商人逼近京师重地和江南漕运财富中心，是极为警惕的。

乾隆皇帝

再次，关闭其他三大海关而独留广州，也与广州的财政收入有直接关系。康熙皇帝开设的四大海关，设在松江的江海关主要是针对国内沿海各港的贸易，而设在厦门的闽海关，主要应对的是南洋各国的贸易，设在宁波的浙海关，主要对接的是日本贸易。

而设在广州的粤海关，则几乎垄断了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也因此，广州海关的财政收入一直位居四海关之首。而且，乾隆皇帝的内库收入，也有相当比例来自于广东海关，自然，乾隆皇帝在决心只留一个海关之后，选择了收益最高的广州海关。

最后，则由于广州海关与皇帝的独特关系。康熙皇帝设置的四大海关中，只有粤海关是由皇帝钦定海关监督专管。也就是说，广东海关是由皇帝的内务府亲信出任。而其他三大海关都是由地方大吏监管。内务府之于皇帝，就相当于奴才之于主子，其亲疏程度自然不是普通大臣可比的。

清朝内务府

而这些内务府出身的官员，所思所想当然也只有皇帝的个人利益。这既有利于皇权，也进一步加深了皇帝对于粤海关的信任。与此同时，清朝皇帝还赋予了粤海关钦差耳目的权限。他们可以独自向皇帝上奏，监视地方官吏，密报地方隐情。就连两广总督都无权截止。这一方面成为最高统治者了解地方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自然让皇帝对于他的这些家奴更为信任。

对于以小族统治万万人的清王朝而言，巩固统治，拒绝一切外来变化，希望爱新觉罗的家族传承万万年，才是他们最为重视的，其他一切都要为此让步。因此，四大海关所得的关税虽然很重要，但相较“祖宗基业”来说，还是无法比拟的。

清朝海关

最终，乾隆皇帝综合权衡之下，选择了关闭其他三大通商口岸，独留广州一家的一口通商。而这种情形一直保留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打开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国门，清廷被迫签订《香港条约》，开放5口通商，乾隆皇帝制定的“一口通商”政策，从此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