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嚣张跋扈走上死路，而岳钟琪始终低调故得以保身
年羹尧的权势
年羹尧中进士不过20岁左右，10年之间，官至巡抚，真是少年得志，其时，偶尔将主子雍亲王也不放在眼里，所以有时挨雍亲王的痛斥。雍正初年凭恃战功显赫，皇帝宠信，行事更是不加检点，甚而任性而为，做出种种越权枉法的事情，其中就是有雍正帝允许的，也是属于不合制度，不犯事则已，犯事时都是罪过。他的狂妄跋扈，行为不谨，概要讲来，有下述数端。
1、犯忌的“年选”一一以一己私意用人。
山西按察使蒋泂说到年羹尧擅权用人的情况是：“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者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镇布按大吏皆皇上所特简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已，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已传闻某人为巡抚提镇布按也，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果出矣，未几而其人果得矣。”
年羹尧
这是讲年羹尧不过是总督，以其意向任用包括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地方大员在内的属员，这类官员本应是皇帝特荐的，年羹尧的干预，无疑抢夺了皇帝的部分用人权。
作为大将军的年羹尧，以军功保举官员，滥用私人，所谓“军中上功，吏部别为一格，谓之‘年选’，尽与先除”。吏、兵二部给予年羹尧特殊待遇，凡他的报功请封名单一概准行。奴仆不许做官，年羹尧的家奴桑成鼎以军功议叙，先任西安知府，后升直隶道员，另一仆人魏之耀叙功，出任署理副将。
2、接受贿赂，开奔竞之门。
年羹尧大权在握，“于是鲜廉寡耻行贿钻营之徒相奔走于其门”，有人说年羹尧保题各官“悉多营私受贿，赃私巨万”。被年羹尧参奏过的葛继孔，两次向年羹尧打点，送去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因而答应“留心照看”。被年羹尧密奏罢官的赵之垣，向他赠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珠宝，年羹尧遂转而保举他可以起用。
以私人关系用人、荐人，很容易形成举主与被举者、主官与属员的隶属关系，严重的就产生宗派集团。年羹尧的周围就聚集了一伙人，如原西安按察使王景灏受年羹尧举荐为四川巡抚，王从而对举主百依百顺，被人称为是年羹尧的干儿子。经年羹尧推荐的南赣总兵黄起宪，是魏之耀的姻亲。
3、妄自尊大，不守臣道。
年羹尧官为总督、大将军，后来才得封公爵，就这种爵禄讲，其权威够不上清初统兵的诸王，也不能望允禵项背，可是他因继允禵之职，在权势上要同他相比，甚至还要超过。康熙前期大学士图海出任大将军时，与督抚往来文书，俱用咨文，表示平等相待，年羹尧正应和他相同，但是给将军、督抚函件竟用令谕，把同僚视为下属。在军中蒙古诸王跪谒。
爱新觉罗·胤禛
雍正帝发往陕西的侍卫，因系皇帝身边的人，理应优礼相待，可是却用他们充当下人厮役。出行清道戒严。给人东西叫做“赐”，吃饭称作“用膳”，请客叫“排宴”。居然模拟皇家做法。
年羹尧接受了许多中央和外省官员子侄在幕中，名义上是军前效力，或学习理事，这些人有的是自愿来的，如李维钧的亲侄李宗渭，有的是被迫的，如年羹尧勒令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退职，又要其送一子“来我军前效力，受我未了之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质的性质，表示依附于年羹尧。
对于臣道，年羹尧则恃宠总乎所以，不力行遵守。有时对恩诏不设香案跪听宣读。他选编唐人陆贽的《陆宣公奏议》，进呈后，雍正帝原要写一篇序言，尚未拟就，年羹尧竟草拟出来，要皇上认可，并进呈一百部，当时君臣之间关系融洽，雍正帝表示赞赏他这样做，并将该书分赐朝臣，以见双方真诚相待。如此做法，越出君臣关系正常限度，在陛见时“箕坐无人臣礼”。这种胆大妄为，走的是取祸之道。
爱新觉罗·胤祥
4、在雍正帝亲信间闹不团结。
怡亲王允祥是雍正帝最最信任的人，他的地位是任何人所不能取代的，而且是始终保全的。
对这样的人，年羹尧产生了妒意，于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对李维钧说：“怡亲王第宅外观宏广，而内草率不堪，矫倩伪意，其志可见”。蔡珽、李绂与年羹尧二人的相互关系原来很好，李绂于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任吏部右侍郎，时值议叙捐造营房一事，第一名就是年羹尧之子年富，趋炎附势的人要比照军前效力从优议叙，李绂以违例不同意，年羹尧乃“痛诋九卿，切责吏部”，怨恨李绂。年羹尧还中伤河南巡抚田文镜、山西巡抚诺敏，造成双方关系的紧张。诸如此类，年羹尧将自己置于孤立地位。
以上种种，年羹尧是一步步把自己送上断头台，怪不得别人！
岳钟琪的无奈
岳钟琪，汉族人，记载说他是岳飞第21世孙。乃祖镇邦，原籍甘肃，任至山西大同镇总兵官；乃父昇龙，参加平定三藩之乱，为康熙帝所重用，授职四川提督，充议政大臣，予骑都尉世职，并赐籍四川，所以岳钟琪为四川籍。
他前两代为高官，而本人更其发达，康熙六十年（1721年）即出任四川提督，雍正二年（1724年）春天，以奋威将军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授予三等公，兼甘肃提督、甘肃巡抚，雍正三年（1725年），年羹尧案起，出任川陕总督，九月陛见，加兵部尚书衔。这时的岳钟琪，可谓红极一时，特别是出任川陕总督。
这个职位，自康熙十九年（1680年）定例，是八旗人员的专缺。他破例得到这个职务，当然表明他深得皇帝的宠信、然而招来不少人的忌妒，光是密参他的“谤书”就有一夹之多。当岳钟琪接任总督之际，议政大臣、署理直隶总督、汉军旗人蔡珽奏称岳钟琪“不可深信”。不久岳钟琪陛见进京，路过保定，蔡珽告诉他：怡亲王对你甚为恼怒，皇上藩邸旧人傅鼐嘱咐你要留心。岳钟琪不明就里，见皇帝时还盛赞蔡珽。
爱新觉罗·胤祥
怡亲王允祥是雍正帝最信任的兄弟，这无非是说皇帝怀疑他，令他惶惧不安，不知怎么做才好。当时攻击岳钟琪的言论，重要内容之一是说他是岳飞的后人，要复祖宗之仇，反对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有人这么看，还影响到社会下层。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民人卢宗汉在成都街道上大叫“岳公爷带川陕兵丁造反”，并说成都四门设有黑店，杀人。
同时社会上传说岳钟琪已遭到谴责，他的长子岳睿业已逮捕问罪。旋经四川提督黄廷桂等审讯，以卢宗汉是神经病患者，没有同党，处死了事。在这种情形下，岳钟琪恐惧不安，请求解退总督职务。雍正帝对他大加安抚，说那些不利于他的言论是“蔡珽、程如丝等鬼魅之所为”，要他继续供职，“愈加鼓舞精神，协赞朕躬，利益社稷苍生，措大下于泰山之安，理大清于盘石之固，造无穷之福以遗子孙也”。其时，雍正帝正在考虑对准噶尔部用兵，遂暗示岳钟琪，可能要同他商讨。
对岳钟琪的不信任或其将要造反的流言，传布很广，在湖南也有流传，说他“上一谏本，说些不知忌讳的话，劝皇上修德行仁”。曾静听到一些：岳钟琪“甚爱百姓，得民心，西边人最肯服他”。
可是皇上过于怀疑他，防他权重，要召他进京，削夺兵权，并要锄掉他，他惧怕不敢奉召，因为他是大学士朱轼保举的，皇帝让朱轼到他的任所陕西，才将他召到京城，“奏说皇上用人莫疑，疑人莫用”，后来还让他回任，仍然要朱轼保他，朱轼不愿再保，别的大臣也不保，皇帝就自己保他，让他离京。这时就有人奏称，朱轼不保他，是要和他一起造反，更不应当让岳钟琪离京。雍正帝于是派吴荆山追赶岳钟琪回京，但是他不从命，吴荆山就自杀了，岳钟琪到达任所，就上章非议朝政，“说皇上有如许不是处”。
看来，岳钟琪是朝野瞩目的人物，朝中有人因他是权重的汉人而嫉妒他，中伤他；民间则又以为他是忠义爱民的、反对皇帝暴政的汉人，能为汉人雪耻报仇，对他寄予厚望。这就使得他成为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的一个焦点，一种测量器。这可是他本人所不乐意的事情，也是没有意识到会发生的事情。
岳钟琪
曾静怀着对儒家治世之说的向往，凭借社会上对岳钟琪为人的传说，将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于岳钟琪造反，因而贸然遣徒张熙投书策反，企图恢复汉人江山，并指望他能出山，治理天下，使百姓安居乐业。
岳钟琪下狱的过程
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雍正帝以出师告祭太庙，又在太和殿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受钺礼，与傅尔丹、巴赛、陈泰等大将军、参赞大臣一一行跪拜礼，以昭郑重心。各大将军、参赞大臣更是信誓旦旦，决心不负皇上重托，完成先帝圣祖的遗志，大有不成功即成仁的气概。
主帅岳钟琪在出师之际，疏言有“十胜”的把握：主德、天时、地利、人和、兵精、粮足、车骑营阵尽善、火器兵械锐利、连环战攻守咸宜、士马远征而节制整暇。因此断言必能“指日荡平，献俘奏凯"。
从后来的实践中看，岳钟琪的“十胜”中所含水分太大，大言、浮言成分太多。而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岳钟琪所统领的西路军，主要成分是绿旗军，将领多数是汉人。他深知满汉矛盾集中在他身上，这时曾静、吕留良一案尚未正式结案；他为防嫌，一味迎合雍正帝意愿，极力促成西征，想以直捣准噶尔龙庭来表示其忠诚。
然而客观存在的满汉矛盾，对他进军不利，他的前途并不美妙。北路军队主要是满洲兵和蒙古兵，统帅是满洲贵族，辅之以蒙古人和汉军旗人。从先前康熙年间允禵驻军甘州的事实分析，西路应为用兵主力；雍正皇帝与岳钟琪筹措各项事宜，也说明西路车是主攻力量，但后来大仗又是在北路打的。而满洲人已趋腐化，北路满人战斗力如何，面临着一场考验。
罗卜藏丹津
正当清朝大军分两路进军准噶尔的时候，突然有准噶尔部使臣特磊到达岳钟琪的军前，诡称罗卜藏丹津企图杀害噶尔丹策零，被噶尔丹策零发觉了，于是逮捕了罗卜藏丹津，准备把他送往清朝；走到半路，突然听到清朝大军进攻准噶尔部的消息，就又把罗卜藏丹津送还伊犁。
特磊前来，表示要求和平。岳钟琪当即向雍正皇帝报信，并表示对准噶尔诚意的怀疑。但是雍正皇帝却是将信将疑，命令将使臣特磊送至北京城，暂缓进军西北；又召傅尔丹、岳钟琪进京商议军情。
岳钟琪离开前线，由四川提督纪成斌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务。
纪成斌认为满洲人强悍，就派遣副参领查廪率军牧放军马、骆驼于科舍图。然而查廪生性怯懦畏寒，每天大摆酒宴，挟娼妓为乐，高谈阔论，以为还在京城。准噶尔兵士乘着查廪等人饮酒作乐之际，2万余人前来抢走牲畜十几万头；查廪无心恋战，狼狈逃跑，求救于总兵曹勷，曹勷仓猝出战，大败而归。总兵樊廷、张元佐、副将冶大雄前往营救，杀败准噶尔部众，夺回被掳掠去的大部分骆驼和军马。
战斗结束后，纪成斌嘲笑查廪等人，并把查廪绑缚起米，准备斩首示众。恰好岳钟琪从北京回到军营，见状大惊，他与纪成斌同为汉人，怎敢将满官处死，于是岳钟琪慌忙走到查廪跟前，亲自解缚。纪成斌于是又怪罪曹勷，并以大捷奏报雍正帝。皇帝大为高兴，鼓励将上再接再厉，特别奖赏樊廷等人，并授予世职；还派遣内务府总管鄂善到前线犒师。
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岳钟琪向雍正帝上奏军机事宜十六条，请求在吐鲁番屯田，在哈密、吐鲁番之间设置哨所：这时雍正帝已经得知谎报军情以败为胜的事，心中十分不高兴；但是自己已经予以嘉奖，不便说明，就借此责备他，说他所有的建议没有 一条是可以采用的。
三月，清廷任命都统伊礼布为西路副将军，带领八旗兵2000名前往赴任；并指示他，岳钟琪统兵所到的地方，伊礼布可以带领满洲兵一同前往，这实际上是对岳钟琪的监视。同时，雍正帝又责备岳钟琪的坚壁防守的主张，说他统兵29000人，不能御敌，是筹度无方。
五月，清廷又派石云倬为两路副将军，以分岳钟琪统兵之权。满洲人查郎阿在岳钟琪出兵之后，即署理了由岳钟琪担任的川陕总督；到雍正八年（1731年），查郎阿在肃州（今酒泉）专理军需时，又夺了岳钟琪的总督权。而岳钟琪此时的后方是陕甘，因而受到查郎阿的挟制。
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噶尔丹策零率领6000人从乌鲁木齐扰掠哈密。岳钟琪命令曹勷前往迎击，命令副将军石云倬前去绝断噶尔丹策零的归路。曹勷败敌，但石云倬动作迟缓，致使噶尔丹策零逃走。岳钟琪大为生气，上奏参劾；而大学士鄂尔泰也弹劾岳钟琪拥有重兵数万，放走了自投罗网之敌，既不能够料敌于先，又不能歼敌于后。
雍正帝于是将岳钟琪召回北京，将其公爵降为侯爵，接着又改组了西路军营统帅部：命令查郎阿署理宁远大将军的印务；调汉军旗人、贵州巡抚张广泗为副将军；护军统领阿思海为前锋统领，管辖满洲兵；侍郎武格为扬威将军，统辖巴尔库尔满洲兵；副将军刘世明统领巴尔库尔绿旗兵。并且命令鄂尔泰督巡陕甘，经略军务。这样，西路军的统帅权就由汉人手中转到了满人手中，而辅佐以汉军旗人。
张广泗到任后，参劾岳钟琪的车营法，不适于沙碛沟堑作战，在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等方面，都不得当。而与此同时，由于査郎阿与岳钟琪共事多年，本来就对岳钟琪不满，而在首战噶尔丹策零中丧失驼马的查廪又是查郎阿的亲戚，查廪因向查郎阿大进谗言，于是查郎阿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奏劾岳钟琪、纪成斌、曹勷等人。雍正帝命令处斩纪成斌、曹勷于军前，囚禁岳钟琪。雍正十二年（1734年），大学士等奏议将岳钟琪处死。雍正帝鉴于岳钟琪以前的功劳，令判为斩监候。乾隆二年（1737年）始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