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旅居美国时，给妻子写信：爱上红颜知己！妻子回复让他清醒

他乡遇“知己”，更何况是“红颜知己”，这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但是这位青年才俊已经成家，妻子在家等待着他的归来，在异国他乡喜欢上其他的女人，他的内心又有一丝愧疚。

踟蹰再三，他提笔挥毫，给妻子写了一封情思并茂的书信。

远在澳门的妻子与丈夫分隔两地，长期的思念已经让她为丈夫积累了绵绵情思。

她怀着期待的心情拆开了丈夫的信，却在信中读到丈夫对另外一位妙龄女子的深情。

明智的她没有任由丈夫的“婚外恋”肆意发展，给丈夫写了一封回信。

看完妻子回复的青年梦醒“温柔乡”，感情带来的热烈情绪渐渐散尽，他从燥热情感中清醒，最终与“红颜知己”一拍两散。

这对夫妻便是梁启超、李蕙仙夫妇。

李蕙仙到底回复了什么，能“追回”丈夫的心，挽救自己的婚姻呢？

梁启超家庭照

这一切还需从梁启超旅居海外说起。

变法维新，纷乱时局里提倡新风气

出生在晚清的梁启超，其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均以士绅参预乡政，梁启超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晚清时期，清朝统治面临着内忧外患，一方面是农民起义迭起，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朝在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里渐渐走上末路。

“金田起义”塑像，清末洪秀全掀起了反清运动，建号太平天国

长期的封建统治禁锢了民众的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在国家危亡时刻振臂高呼，试图给灵魂麻木的民众以启蒙。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展开了对旧中国的侵略，企图瓜分中国，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了《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加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

在“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面前，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们挺直脊梁，迈上维新变法的道路，试图拯救国家命运，康有为、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

康有为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上书请求皇帝变法，但上书被拒绝代呈，彼时的皇帝光绪帝没有看到，康有为此举以失败收尾。

1898年，康有为被光绪帝召见，有了开展变法的有利条件。

同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改革政治，点燃了变法烛火，在纷乱时局中里提倡新风气。

但朝廷中仍旧有守旧派不支持变法，晚清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就是守旧派的代表人物，她抵制、反对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

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针对维新派的血腥政变，囚禁了光绪帝，搜捕维新派人士，杀害了“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

在慈禧太后等守旧派的阻止之下，康有为等人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变法中的流血、牺牲，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敲响警钟，康有为、梁启超一同流亡日本。

梁启超因为政治运动中潜藏的危机，被迫旅居海外，过上了长达十四年的流亡生涯。

妻子李蕙仙则带着女儿思顺回到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不久之后避居澳门，与李蕙仙等人一同前去澳门的还有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以及其他家属。

梁启超只身在外，挂念着家中亲属的安危，他常常以书信的形式传情达意。

妻子李蕙仙操持家事，赡养老人、扶持幼小，俨然成为梁启超的“贤内助”，她对家庭的贡献，梁启超看在眼中。

在1898年9月15日的家信中，梁启超谈到：“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往海外，其家人面临着一定的威胁，李蕙仙作为梁启超的妻子，不仅没有抛家弃孩，反而担负起照顾家庭的重担，这让梁启超十分感动。

梁启超在写给妻子的信中，经常表达出对妻子的敬重与感谢，例如“吾惟有拜谢而已”。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中，梁启超与家庭深陷祸端，他和妻子成为一对患难夫妇，妻子对家庭不离不弃，梁启超也对妻子表达了敬爱。

结婚场景图

李蕙仙本为一位大家闺秀，她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棻的堂妹，家庭条件优渥，自小就熟读古诗、勤于治学，擅长琴棋书画，有才女美誉。

而梁启超家庭相对贫苦，祖父、父亲虽是当地乡绅，但家境远不及李家。

然而梁启超才貌双全，其才能被李蕙仙堂哥李端棻看中，在李端棻的操办下，李梁两家喜结连理。

在一开始，李蕙仙就展现出“贤妻”的气质，她出身名门，家境优越，深受父亲宠爱，但却没有“大小姐”性格，她甘心陪伴梁启超，走入相对困苦的婚姻生活，没有对婚姻产生怨言。

她在结婚后移居南方，尽力克服语言不通，改正往日的生活习惯，操持家务，做梁家的贤妻良母。

直到梁启超陷入政治风波，李蕙仙也没有“抛弃”她与梁启超的婚姻，重新做回名门闺秀，而是像丈夫那样砥砺前行。

但梁启超在旅居海外之时，却陷入一段暧昧，险些“辜负”李蕙仙的深情。

旅居海外，邂逅“红颜知己”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被迫流亡海外，日本成为他们的暂居地，他们在日本继续宣传维新变法思想，以获得海外华侨等人士的支持。

在日期间，康有为曾派梁启超前往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进行思想宣传，1899年12月，梁启超前往檀香山，滞居半年。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梁启超与“红颜知己”邂逅。

这位梁启超的“红颜知己”名为何蕙珍，是一位海外华侨，为檀香山的一位华商之女，两人在海外相遇。

梁启超

何蕙珍同样是一位才女，她精通英文，“喜谈国事，有丈夫气，年十六即为学校教师”。

何蕙珍的父亲何广荣在1900年五月初，邀请梁启超前往自己的店铺对中西宾客发表演说，而精通英文的何蕙珍则成为梁启超的翻译，两人就这样有了面对面的接触。

才貌双全的梁启超在演讲时慷慨激昂，他的这场演讲收获成功，何蕙珍也很好地充当了翻译的角色，她聪明伶俐，获得了来宾的喜爱。

两人的“情缘”没有在演讲之后结束，相反，何蕙珍已经对梁启超暗生情愫，她对梁启超的爱大胆而热烈，但又有着底线。

演讲结束之后，何蕙珍在与梁启超道别时表明自己的心意，她称自己“万分敬爱梁先生，虽然，可惜仅爱而已，今生或不能相遇，愿期诸来生，但得先生赐以小像，即遂心愿”。

潜藏在内心的情感被何蕙珍当面吐出，她没有隐藏自己的情意，但也没有做出让梁启超逾越底线的事情，只是请求梁启超赠给自己一张“小像”。

听闻何蕙珍的“告白”，梁启超心中也升腾起一股难以遏制的情绪，突如其来的“告白”，让梁启超一时不知如何作答，但回忆起何蕙珍的言语，他“觉得心中时时刻刻有此人”。

梁启超最终顺遂了何蕙珍的心愿，赠给了她自己的照片，也在心中为何蕙珍留下了一个位置。

梁启超并没有因为与何蕙珍的这场“暧昧”，就做出背叛婚姻的事情。

他自知家中有结发妻子，她尽心尽力地照顾自己的孩子、长辈，这份深情，难以辜负。

1900年5月，何蕙珍第二次在梁启超的演讲里充当翻译，两人之间虽然身在暧昧氛围中，但没有局限于儿女情长。

何蕙珍更是“心有大志”的女性，她没有“爱恋抑郁之态”，反而在兴办学校、回国服务等方面，表达了自己的渴求。

何蕙珍在告别时告诉梁启超，如果他维新成功，不要忘记自己，一旦有“创立女学堂”的事情，要梁启超告诉她，她会前来。

泉州培英女校旧照

在此之外，何蕙珍再度表达了自己的情意：“我之心惟有先生”。

何蕙珍的告白再度在梁启超心中激起涟漪，她不掩饰对梁启超的感情，但言语行动又很有尺度。

梁启超对何蕙珍的思念也日益深刻，情感渐渐产生变化，“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也”。

爱意在梁启超心中萌生、扎根，这使得他夜不能寐，心中有了“小鹿乱撞”的感觉，“心头小鹿，忽上忽落”。

但梁启超毕竟有了家室，加之他对于妻子有着别样的敬重，两人在婚姻里互敬互爱，已经走过多年风雨，在时局动荡的时代背景中，这种感情弥足珍贵。

复杂的情绪里，梁启超决定对妻子坦白，夜不能寐的他借助信纸表达了他在异国他乡的这场邂逅。

对于李蕙仙而言，丈夫梁启超受政治运动影响，不得不出国避难，在她眼中，丈夫身处险境、朝不保夕，她应该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因此她毫无怨言，恪守着妻子的“本分”，操持家务。

但命运却给这对夫妻开了一个玩笑，为他们的爱情制造出一场考验，在夜间辗转反侧的梁启超提笔写下了对何蕙珍的情感。

他自称“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于不能自持”，在向妻子坦白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这种遭遇也有所揶揄，称“自顾生平二十八年，未有如此可笑之事者”。

梁启超为李蕙仙写的这封信，将自己对何蕙珍的感情“暴露”在妻子面前。

梁启超旧照

李蕙仙收到这封信时有着怎样的心理活动已经无从知晓，但是李蕙仙的应对方式却十分明智。

她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大致的表达是：“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你若真想和何蕙珍姑娘结合，我便告知父亲大人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

收到回信的梁启超，没有想到贤良的妻子面对这件事，会将自己的父亲搬出来。

生于晚清的梁启超，仍旧受到封建礼制的制约，封建制度的约束下，男女的婚事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在清朝末期渐渐传至国内，但小辈仍需尊重长辈们的意见。

新人敬茶场景，展现出父母在婚姻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梁启超面对妻子的回信，选择了放低姿态，不想妻子将这件事告诉父亲。

他在回信中谈到自己与何蕙珍只是兄妹之情，自己“一言决绝，以妹视之”。

梁启超最终没有延续与何蕙珍的情缘，虽然何蕙珍在后来曾拜访了梁启超，但梁启超仍未动摇，用薄情的态度对待何蕙珍。

何蕙珍的表姐夫、《京报》编辑梁秋水曾这样说：“连一顿饭也不留她吃”，展现出梁启超的决绝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何蕙珍本人不仅在恋爱方面热烈、大胆，不用封建教条约束自己，敢于表达爱情，她还敢于追求理想，展现出一位海外华人女权主义先驱的形象。

何蕙珍在1902年8月9日，曾对檀香山保皇会发表过一次演讲，号召华人妇女争夺束缚、打破传统，也抨击了男性专制对女性的约束，展现自己的进步思想。

总而言之，梁启超与何蕙珍的这份情缘，还是没能延续，两人在彼此的生命中成为过客，终究是“有缘无分”。

李蕙仙在这场感情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智慧，巧妙处理了婚姻中的危机，但她并没有对丈夫进行“全盘”的约束，她和丈夫的婚姻中，另有一位“第三者”。

开明态度，允许丈夫“纳妾”

1925年10月，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王政写信给梁启超，就“纳妾蓄妾”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梁启超在授课之时，曾就“纳妾”一事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从“人权”角度谈起，指出蓄妾不合理，但又转换视角，从其他方面审视纳妾，指出它的存在也有合理之处：

“但以家族主义最发达之国，特重继嗣，此制在历史上已有极深之根柢”。

王政对于老师梁启超的这种看法并不认同，他认为“蓄妾制在人权上为不合理，则当设法革除之”，将自己的其他看法写信传达给梁启超。

梁启超阅读了王政这封信后，在信后附上跋语，认可了学生王政的看法，称其“所论自是正义”，但是他也坚持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例如应该承认现有的妾的“地位”。

这一辩论能够看到新旧两代人对“纳妾”一事的看法，其实在梁启超说出自己纳妾看法之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小妾。

李鸿章家庭旧照，“妻妾成群”

这个小妾名为王来喜，后来梁启超为她起名为王桂荃，梁启超“纳妾”受到妻子李蕙仙的允许。

李蕙仙在丈夫逃往到日本时，先是跟公公等人一同在澳门避难，后来也前往了日本，和梁启超团聚。

李蕙仙持家有方，克服了困难和梁启超团聚，她在年龄上比梁启超稍长，又是显贵家庭的小姐“下嫁穷书生”，在家中总是操劳，像姐姐一样呵护丈夫，照顾孩子、长辈。

奔波半生、操持家务的李蕙仙，在1915年冬患上了乳腺癌，虽然经过多方求治，但是病症没有除根，1924年癌症复发，李蕙仙在当年9月13日去世。

梁启超对这位结发妻子有着拳拳深情，李蕙仙在他处境艰难时不离不弃，还为他生儿育女，成为他的“贤内助”。

王桂荃

梁启超的第二任妻子为王来喜，没有大名，被丈夫改名为王桂荃。

王桂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常常以“王姑娘”、“王姨”的身份出现，但她在梁家的真实身份最终还是被公开。

梁启超儿子梁思成等人，向社会公开了王桂荃的真实面貌。

王桂荃幼年生活悲惨，出身低微，家中仅有几亩薄田勉强度日，母亲在她很小时就去世，父亲给她娶了一位继母。

在封建时代里，王桂荃还受到了封建迷信思想的约束，算命先生胡诌称她命硬，克父母，因而她受到虐待。

她四岁时父亲患病身亡，她落入人贩子手中，经过多番转卖，她来到李蕙仙家中，后来又来到了梁家，成为了梁家的丫鬟。

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在著书《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里，介绍了王桂荃与梁启超成婚的情形，“1903年，她18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

此时的李蕙仙尚未患病，但却对王桂荃和梁启超的婚姻表示认可，主张他们结婚。

王桂荃的人生出现了大的改变，她从一个出身低微、境遇悲惨的丫鬟，变成了梁启超的第二任夫人，但是李蕙仙生前，梁启超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王桂荃。

梁启超写给梁思顺等人的家信中，也常常称其为“王姑娘”或者“王姨”。

王桂荃在梁家的身份变得较为复杂，她既是佣人，也是妻子，按照传统的伦理，她应该是梁启超的“妾”。

梁启超为变法等大事在外奔波，家庭事务就落在了家庭的女性身上，王桂荃坚韧、上进，成为李蕙仙的“得力助手”。

写信场景

梁家孩子们叫李蕙仙为“妈”，唤王桂荃“娘”。

不仅李蕙仙同意了梁启超和王桂荃的婚姻，在梁家孩子的回忆中，王桂荃也有着正面的形象。

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回忆自己成绩不如弟弟梁思永，被李蕙仙惩罚时，王桂荃曾在事后温柔地安慰他。

王桂荃用“不怕笨，就怕懒”等朴素却有道理的话给梁思成带去了启迪，也让他从被李蕙仙惩罚的阴影里走出来，更加努力地学习、上进。

在纳妾这件事情上，梁启超一生并未张扬，尽量避讳，在学生王政就“纳妾”一事表达意见时，也用辩证性的语言，表达了在封建社会多年传统中，纳妾蓄妾有一定的合理性，现存的妾的地位应该被认可。

总的来看，梁启超一生与三位女子有着不解之缘，分别是原配李蕙仙夫人，“红颜知己”何蕙珍以及“妾”王桂荃。

梁启超与何蕙珍、王桂荃的情谊，自有真挚的感情，但梁启超的这两段情感，均能折射出李蕙仙夫人的明智。

在丈夫海外流亡、邂逅佳人时，李夫人用大度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立场，又搬出公公掣肘，让丈夫从热恋中清醒，从这段“婚外恋”中脱身，保全了自己的婚姻。

而当丈夫忙于事业，需要延续香火、料理家务时，李夫人又主张梁启超和王夫人成婚，减轻家庭负担，让梁家人丁兴旺、家庭和睦。

从延续子嗣的角度而言，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其中三个为李夫人所生（儿子梁思成，女儿梁思顺、梁思庄），剩余六个子女为王桂荃所生（儿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礼，女儿梁思懿、梁思宁），王桂荃的确“劳苦功高”。

梁启超的九个儿女

在梁启超以及两位妻子的悉心教导下，子女们各展其才，在不同的领域发光发热。

何蕙珍这位“红颜知己”在梁启超的生命里倏忽而逝，成为了一位陌路相逢的路人，走上了自己的人生轨道，李蕙仙面对丈夫的“婚外恋”，没有哭闹、离婚，而是用自己的智慧让丈夫收心，不在“婚外恋”里沉沦。

在李蕙仙逝世之后，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下一篇《祭梁夫人文》，用“我德有阙，君实匡之”等深情诗文，展现出对李夫人真挚的爱。

而他与李蕙仙的短暂情缘，也像一缕轻烟，在他和李夫人深厚的爱情里消散，最终化为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