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权威受到挑战，东南互保威力何以至此？李鸿章八个字说出原因
当时对义和团的态度分为了两派：一派主张安抚，把义和团收入朝廷，另做它用；一派主张剿灭，维护帝国地位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而在此次会议上，主张安抚一派占据了上风。会议最后慈禧拍板定案：对义和团要进行安抚政策，可以给他们武器并加以训练，成为日后抵御列强的尖刀。
虽然荣禄和王文韶等人对此并不赞同，可是慈禧当时大权在握，他们也无法反对什么。
做出安抚义和团决议的第二天，总理衙门的最高领导就换成了载漪。
载漪当时是内部排外的典型代表。他当上总理衙门的一职，也就说明北京对列强和义和团摇摆不定的风向已经完全明朗。
所以载漪的上位让列强们受了刺激，感觉自身利益受到了威胁。
所以当天英国海军中将摩西就率军从天津出发，目的地直指北京；除了列强外，慈禧对义和团的支持也让很多地方大员忧心忡忡。
两广总督张之洞首当其冲，他认为对义和团的支持是打各列强的脸，会使得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关系恶化进而使得局势陷入难以挽回的境地。
山东巡抚袁世凯想法与张之洞大同小异，他觉得打击义和团会有丢官的危险，可不管或者扶持又会得罪西方列强。
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或者说维持地方实权，张之洞与袁世凯都采取了措施。
从来邪术不能御敌，乱民不能保国。外兵深入，横行各省，会匪四起，大局溃烂，悔不可追。
意思是义和团是乱民，使用的是邪术，不但不能保家卫国，反而会造成大局溃烂的结果，到时候追悔莫及。
袁世凯则采取了祸水北引的策略，张贴告示鼓励属地内的义和团“北上助战”，让他们不要停留山东了。
袁世凯的做法其实有两点深意：
一是让部分义和团北上，北上后如何处置的问题交给了朝廷；二是告诉朝廷真正爱国的义和团都已经去了北京，剩下的自然是不爱国的，也就可以进行剿灭了。
从这也可以看出袁世凯极强的政治敏锐性，难怪后来能坐上总统的职位。
除此之外，李鸿章等人也向北京方面发出了劝诫，称：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
意思是如果不对义和团进行剿灭，那么清朝想要维持与列强之间的关系是没有转机的，清帝国也无法继续延存。
同时众人还希望慈禧在这件事上进行独裁，先对内乱进行安定，然后再去抵御列强。
可当时慈禧迫切需要一股势力与列强进行斡旋，所以并没采取主剿派的意见，后来义和团取得的一些成绩，更加坚定了慈禧和主扶派的想法。
西摩部队在北上时，受到了义和团的阻击，并被打退。
在屡战屡败的清政府看来，这是主扶主张下的胜利，让他们陷入了一种兴奋状态。
于是主扶派们趁热打铁，打算将这种政策扩大化，并且迅速向东南各省督抚下达了招募义民的命令。
盛宣怀是当时清朝帝国电报局的督办，算是当时消息最为灵通的人。
地方大员与朝廷之间，朝廷和列强之间的电报往来都要经过电报局，也就瞒不过盛宣怀。
所以这道让各省督抚招募义民的电报，还没传到各省督抚就先到了盛宣怀手里，他也就此做出了一个旧社会不可想象的决定：扣押电报。
除此之后盛宣怀还赶紧给李鸿章发了一份急报，分析了当前清朝的形势，提出了“联络一气，保卫疆土”的建议。
这里的“联络一气”并非指的是联络义和团，而是指各地官员联合起来，迫使清廷做出剿灭义和团的决议。
盛宣怀在电报里恳求李鸿章做出决断，他写道：
朝廷以一国之力抵抗数个强国，理屈势穷；目前，俄国已占据榆关，万余部队已从广岛出发，而英、法、德等国也必将发兵；国家即将瓦解，已无法挽救：要保全东南地区，各督抚必须即时采取措施，联络一气。
除了李鸿章之外，盛宣怀还给有实权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都发去了电报，让他们与属地内的各国租借互不相饶。
几份电报，勾勒出了当年“东南互保”的雏形。
盛宣怀之所以给张之洞等人提出建议，是因为他们所管理的湖广与两江，是当时清政府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势力范围，与帝国列强有着很深的利益关系。
当时的英国人已经嗅到了慈禧等主扶派政策下的危机，并做出了一些应对。
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霍必澜就曾电告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求情他派遣监督，协助东南督抚们包围长江中上游的安全。
索尔兹伯里很快给霍必澜做了回复，同意当对当前局势的看法。
英国人担心义和团的火会蔓延到南方，破坏当地的经济活动，同时也会给其他国家对南方地区分一杯羹找到借口。
所以英国驻扎在南方的海军早早就得到了指示，必须在其它列强有所行动之前做好准备。
根据当时的新闻报道，英国的二级巡洋舰“赫尔迈厄尼”号正在驶向南京，战舰“林奈”号也奔赴汉口，“无畏号”也已经从香港起航。
不久，英国驻扎在南京的领事孙德雅拜访了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刘坤一。
刘坤一本身就比较“亲英”，他坦诚地告诉孙德雅，清政府已经完了，她再也无法维持其大国的地位。
同时刘坤一也对孙德雅提出了请求，希望英国方面在南非战争结束后能把精力放在处理中国问题上。
同一时间，英国驻扎汉口领事的法雷斯也与张之洞进行了会面。
张之洞比刘坤一更懂列强的贪婪，他也有着更敏锐的警惕性，意识到如果让英国舰队进入长江流域，造成的危害会更大。
所以张之洞没有对法雷斯提出的互助建议进行明确答复，只是说道：“如果需要援助，会和英国领事协商。”
张之洞还表示他很重视和英国的友谊，并且还决定用自己的能力给予外国人应有的保护，其言下之意：我们不但可以管好自己的事情，甚至还有余力去保护外国人，无需英国操心。
为了表示对义和团的支持，慈禧下令，各国驻京使馆都遭受到了军队炮火的攻击。
上海也传出了列强要对吴淞口采取行动的消息，英国人意识到，列强已经找到借口对南方利益进行干涉了，这必将损害日不落帝国的利益。
于是霍必澜再次同刘坤一会面，提出了由中英两国联合占领江阴要塞的建议。
此时的刘坤一也意识到了英国的狼子野心，没有对霍必澜的建议做出回复，只是反问到如果真的占领了江阴要塞，英国是否会用武力制止其它国家的船舶从要塞通过。
刘坤一的态度让霍必澜明白，清朝内部已经对英国有所顾虑，更何况刘坤一原本还是“亲英”的官员，所以英国人有了“霸王硬上弓”的打算。
霍必澜在给索尔兹伯里的电报里写道：“如果有必要，即使没有获得他们的同意也要实行占领”，列强的贪婪一览无余。
当然英国的计划也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法国外长表示如果英军在上海登陆，法国也要在上海进行登陆。
其它国家的态度让英国人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同时也让张之洞等人察觉到了一个契机：可以利用列强们彼此之间的牵制来解决危机。
随后，张之洞便致电清廷驻英、美、日公使，要他们转告各国：“目下长江沿岸一带，各督抚历任保护之责。诸国洋人，均无庸顾虑。”
张之洞还准备邀总统出面：“与各国磋商，保全东南大局。”
在张之洞等人的努力下，一个涉及中国东南地区、英国以及其它列强的合作框架逐渐形成，各方似乎找到了一个利益平衡点。
然而事情没有朝着张之洞的走向发展，慈禧于1900年6月21日颁布了《宣战诏书》，萎靡的清政府竟然决定同时向12个国家宣战。
盛宣怀还是第一个得到了消息，他指示手下秘密告诉陈督抚，不要声张。
随后得到了密报的各省督抚，也进行了紧急磋商。
盛宣怀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朝廷的《宣战诏书》是伪诏。当然是否是伪诏，各位官员都心知肚明，但当时别无选择。
荒诞且无能的清廷竟然同时向12个国家宣战，地方官员的利益必然在战争中受损，只有将战争扼杀在摇篮里，才能保存。
所以盛宣怀等人才故意把《宣战诏书》当作了伪诏，对外宣称是朝廷内部出了拳党，胁迫了政府，诏书根本就不是皇帝的意思。由此给各督抚抵制诏书找了个理由，可没想到朝廷接着又放出了大招。
《宣战诏书》还没捂热，朝廷又送来了要求各地派兵“北上勤王”的圣旨。
圣旨在中国传统的皇权里有着不可代替的地位，见圣旨如见皇上，传统的士大夫根本不能也不敢违抗。
张之洞、刘坤一和盛宣怀等人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地步，他们不敢说印着皇帝玉玺的圣旨也是假的。
就在这时李鸿章站了出来，他给朝廷发去了一份电报，也就是这份电报，得以保存了清廷最后的脸面，挽救了快要“死去的东南互保”。
这份电报里，李鸿章对圣旨进行了定位——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乱命”二字很有深意，一方面否定了朝廷圣旨的正确性，但又没有否定慈禧的权威性；另一方面又避免了与朝廷撕破脸皮，维持了“东南互保”的局面。
有了资深大佬李鸿章的带头，张之洞等人也更加坚定了“互保”的决心。
因为当时清廷的衰亡加上北方已经陷入慌乱，慈禧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追究李鸿章等人的拒不听命。
最终在多方的努力下，东南互保也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
由张之洞、刘坤一、盛宣等人牵头，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市府均派代表参加，终于在上海与各国驻沪领议定出了“东南互保”条约。
除了英国因为没能达到自己的要求没有签字外，其余各国均同意了“东南互保”条约，人甚至称赞该协议让外国人的权益得到了有效保护，维持了东南地区的和平。
互保条约发布三天后，督抚们还是一直秘而不宣，可朝廷的宣战诏书却在上海公布开来。
这让舆论瞬间哗然，朝廷的态度与男方督抚们的态度完全大相径庭，二者之间必有取舍。为了维持住互保的局面，盛宣怀再次致电张之洞等人，要求他们坚持互保条约；张之洞等人也向洋人表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按照当初的条约办事，不可改变。
为了扩大互保范国，刘张二人还致电各督抚，请予支持，李鸿章、袁世凯纷纷公开表示赞同。
新疆、四川，陕西等地，亦公开表示支持。“互保”的范围和影响逐渐扩大，甚至到了内陆省份。
不得不说相比于固步自封的清政府来说，常年经营地方的张之洞等人对列强与时局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知道想要用义和团的大刀长矛去挑战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是不可能实现的，更别谈一次性挑战12个国家。
所以为了稳定局势，在“东南互保”条约促成的当天，张之洞等人就上奏为“东南互保”进行了辩护，他们称只有这样才可能“保存疆土”。
虽然最终清廷依旧被北洋政府所替代，可从当时来看，这种“曲线救国”政策无疑保住了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使得清政府又能苟延残喘一阵子。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朝廷宣战后的第三天，慈禧的态度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她赞扬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人“剿灭义和团”与洋人求和”的主张是“老成谋国之道”。
慈禧的赞扬显然是言不由衷，可当时的她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洋人或处置义和团，都不得不依靠李鸿章这些掌握实权的地方官员。
况且如此大范围地违抗圣旨与她的命令，也是慈禧始料未及的情况，她对此也没有做过多的准备，等到木已成舟之时，只能接受这样的局面。
赞扬刘坤一们老成谋国的时候，恰恰是她对这些督抚们恨得牙根痒痒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