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礼仪之争，竟直接导致了这一社会的巨大变迁，影响至今
但是，明武宗唯一的亲弟弟朱厚炜幼年夭折，于是，上推至明武宗父亲明孝宗一辈，而明孝宗两名兄长皆早逝无子嗣。只剩下了四弟兴王朱祐杬，虽然，他已经死了，但是，却有二子，兴王长子朱厚熙已死，遂以“兄终弟及”的原则，立次子朱厚熜为嗣，即：明世宗。
朱厚熜，明宪宗朱见深之孙，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正德十六年继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继位之初，嘉靖帝革除先朝蠹政，使朝政为之一新。
但是，不久却与杨廷和等朝臣在议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发生了礼议之争，是明朝历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嘉靖四年，朝廷“大礼议”之争终于落下帷幕。年轻的嘉靖帝，赢得了这场不见血的朝堂争斗，确立了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所谓的小宗、大宗，天子之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称大宗；余子对天子为小宗。诸侯之位亦由嫡长子世袭，在本国为大宗；余子对诸侯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孔颖达疏：“别子谓诸侯之庶子也......继祢者为小宗，谓父之嫡子上继于祢，诸兄弟宗之，谓之小宗。”
当然，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不久，地方社会也因此刮起了一股祭祀祖先、追溯始祖的风气，尤以广东地区为甚。在广东佛山的石头村，现在还完整保留着一座大型宗族祠堂建筑群落，这就是霍氏宗祠。建立之初，正是官员霍韬在“大礼议”之争中获胜之后不久。
而关于地方社会变迁与国家礼仪变革之间的联系，或许我们能从霍氏家庙中得到答案。
弘治帝无子可继承皇位，所以，最后本来只是藩王之子的嘉靖帝，因缘际会之下拥有了整个天下。年轻的嘉靖帝，认为：自己只是继统而不是继嗣，所以，自己的皇考应该是生父兴献王。而朝中大多数人则认为，嘉靖帝既然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当然，应该认明孝宗弘治帝为宗，兴献王只能是叔父。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一般入继大统应该是继嗣又继统的，否则，明孝宗岂不是断后了吗？所以，站在大臣的角度，他们是奉行了对先帝的“忠”。但是，站在年轻的嘉靖帝的立场，他有生父，而且，圣旨并未名言继嗣，所以，他遵自己的生父为帝，也是符合人伦大孝的。
霍韬从一开始就支持嘉靖“继统”，他直接上书嘉靖，奏折中提到：“按廷议陛下应该以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但是，这种举动与古礼不合，与圣贤之道不通，与今日之事不顺。”之后，才华横溢的霍韬引经据典，详细而全面地阐述了自己支持“继统”的原因。
他认为：只有继统不继嗣，嘉靖帝才可做到“于尊尊亲亲两不悖矣”。嘉靖帝对此喜于言表，但是，群臣还是反对，初踏入帝国权力中心的年轻帝王，也无法独断专权，只好作罢，霍韬也因此“病归”。后来，嘉靖帝屡次召霍韬回朝，霍韬虽然辞谢了帝王。
但是，还是上书嘉靖，设身处地为这位帝王考虑，让嘉靖帝十分感怀，大呼他为忠臣。从霍韬的这些行为来看，他的心中父子人伦是最为核心的道德标准和秩序规范，皇帝作为万民之表率，理应遵守这些伦理规范。而在家乡广东，他也据此进行了一系列宗族建设和推广教化的活动。
在大礼议中，嘉靖帝的胜利，给地方社会带来的最为直观显著的影响，便是开始祭祀始祖。在此之前，民间只被允许祭祀三代祖先。民间在获得祭祀始祖的权利之后，“联宗祭祖”的情况，开始慢慢出现，宗族组织也应运而生了。而霍韬家族修建大宗祠的举动，便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
霍韬“联宗祭祖”的直接原因是“父其父，母其母”的人伦大道，而除了亲孝方面的考虑，宗族财产的管理显然也是重要原因。而霍韬宗族设计的重要元素，就是“合爨共产”。作为官员，霍韬巧妙地利用摧毁淫祠的机会，吞并土地，积累原始财富，并且，以家族为单位迅速扩大财富。
至今，仍存于霍氏宗祠的碑文，详细地记录了当时霍氏家族的产业。我们不难发现，霍韬时期正是族产的开创时期。而且，这份族产的规模十分庞大，分布范围广泛，资金流水规模已达数千两之巨。故而，霍韬利用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为霍氏宗祠的兴建，奠定了经济基础。
嘉靖五年，霍韬宣布家族此后进行“合爨”，宗族之人于宗祠共同进食，以此，强化宗族成员的共同认同感。除修建大宗祠外，霍韬还推行编修族谱，追溯先人创业之艰辛，要求子孙后代牢记祖先创业不易，加倍珍惜，希冀他们守住并且扩大家业。
同时，霍韬积极兴建地方社学，以达到教化地方百姓的效果。
我们在此回顾霍韬在“大礼议”中的直言和在地方兴建宗族、学校的一系列活动，很明显就会发现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以霍韬为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对于儒家纲常礼教的坚持。当时的岭南地区，儒家伦理并不占优势，民间鬼神之说横行，是儒家士大夫们费尽心力地改变了这种局面。
修身齐家，是儒家士大夫最根本的道德规范，所以，从这一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明朝礼仪变更与广东社会变迁的关系：地方社会借用国家确立的礼仪规范和教化话语，以维持自身作为“文化资源和控产机构”的地缘组织；反过来，这种借用促进了国家对华南地区文化的大一统。
参考资料：
【《明实录·世宗肃皇帝实录》、《透视''大礼议''事件》、《明史·列传八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