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文种的悲剧，源于国际关系恶化，剖析勾践鸟尽弓藏的底层逻辑
关于勾践，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通常有两个，“卧薪尝胆”以及“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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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薪尝胆是美名，自不必多说，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志气，为历代所传颂。
与之相比，不可共富贵，功成名就后范蠡跑路，文种被害，基本只能算得上遗臭万年了。
一、功臣
不过大家是否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
对功臣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在后世大一统王朝虽然比比皆是，案例丰富。
但翻阅史料，春秋战国时期，类似事件却是非常罕见的。
当时的士大夫们，可能会为了理想得罪旧贵族而丧命，比如推行改革的商鞅。
也可能会因为主昏臣庸，打击陷害，搞得家破人亡，非死即残，比如伍子胥。
再或者礼崩乐坏下，国中上下猜忌，互相谋害，也属正常，《史记》中就记载：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
可即便这个时代混乱至此，你真要去找一个君臣相知相识，同甘共苦，起于微末。
却在成就大业后，因为功高震主这种理由反脸无情，痛下杀手的案例，却也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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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第一，春秋战国时代，是竞争高度激烈的大争之世，那是真正意义上的：
“君不正，臣投他国。”
稍有作为的诸侯都求贤若渴，君主猜忌臣子，臣子也不是傻子，真到了危急时刻至少还有跑路这个保底选项。
典型案例如乐毅，燕惠王不信任他，他立马就投了赵国，被封为“望诸君”。
而且，卸磨杀驴也很容易把名声搞坏，以后再想招揽人才就困难了。
这种损失，没了对手的大一统王朝或可承受，但对于志在争霸的诸侯，绝对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当时诸国国君，通常都十分热衷于维护自己的良好形象。
仍以燕国为例，燕昭王筑黄金台吸引干才，留下了“千金买马骨”的美谈。
乐毅走人后，燕惠王公开表示后悔，将其儿子封为昌国君。
找不到能够服众的理由而杀害功臣，代价太过高昂，非不得已没人愿意走到这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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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春秋战国，尤其是春秋时期，诸夏各邦国的主流制度仍是分封制。
分封制下，天子将土地赐予诸侯，诸侯将土地二次分配给卿大夫。
基本上各级官僚，都有自己的封邑、税收和军队。
君主没有绝对的权力，自然没法对同样强大的下属为所欲为。
如果某位大臣，真的已经到了功高震主的地步，那么国君恐怕也已经没有惩治他的力量了。
所以讲了这么多，大家是否感觉到了越国历史的蹊跷？
如果仅从“不可共富贵”的角度思考，勾践是没有足够动机逼走范蠡，杀害文种的。
二、援助
那么勾践所作所为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呢？
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先从“卧薪尝胆”讲起。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对越国灭吴的印象，一般是韬光养晦，积累实力，然后一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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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故事中的主角就两个，勾践和夫差。
然而真实的历史，要复杂得多，越国能够崛起，与楚国的援助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在本系列视频第二篇中，曾详细讲过。
大致就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当时很强大的吴国，楚越进行了实质上的结盟。
越国每年向楚国输送大量物质财富，也就是《吴越春秋》中提到的：
“春秋奉币玉帛以贡献焉，未尝敢绝。”
作为回报，楚国手把手教越国搭建国家框架、组建军队，甚至是输入先进的技术。
以至于勾践讨伐吴国的时候，军队中还有成建制的楚人武装，所谓：
“籍楚之前锋，以摧吴王之戈。”
而范蠡和文种，就是在楚国开始大规模援助的情况下，来到越国的。
现存典籍中，没有明确提到这两人早年的身份职位。
所以他们辅佐勾践，到底是个人行为，还是楚国官方委派，现在也不太好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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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官方委派的，或者说这两人至少有官方背景。
理由很简单，《史记》记载，范蠡跑路后，以经商巨富，是为陶朱公。
他的儿子后来在楚国犯了死罪，于是便找到了昔日好友庄生，希望其能够从中周旋。这个庄生，根据记载：
“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
能和国师这个级别的人物交好，范蠡如此人脉，怎么可能和楚国朝野脱得了干系？
想明白了这一层，勾践为什么痛下杀手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在本系列视频的第四章，曾经详细剖析过楚越关系的变化。
当吴国灭亡，共同的敌人消失后，楚国和越国立刻成为了地缘上的战略对手。
勾践消灭夫差，自身损失也很大，《韩非子》曰：
“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
这种情况下，楚国又是怎么做的？乘火打劫，以开战相威胁，强迫越人割让“露山以西五百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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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关系在急速恶化，类似范蠡、文种这样的楚人，又要如何自处？
更糟糕的是，楚国在提出割地要求后，勾践一度想诉诸武力，文种又竭力劝谏道：
“不可，吾豪士尽，大甲伤，我与战，必不克，不如赂之。”
如此态度，无论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都足以让勾践猜忌了。
信任往往要在同生共死后才能建立，而怀疑的种子只要一瞬间就能发芽。
如果继续任用范蠡、文种，灭吴之后论功行赏，他们的封邑绝对不会少，甚至可能会成为越国数一数二的卿大夫。
与楚国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自己的左膀右臂，乃至武装力量，又都有楚国官方背景，勾践的焦虑可想而知。
范蠡看到了其中的危险，选择跑路，文种没有，因此遇害。
所以个人的看法，所谓“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真正的原因在于当时国际关系的恶化。
参考资料：
《史记》
《韩非子》
《吴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