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占据4州号召力最强，为何不挟天子以令诸侯，却便宜了曹操？
熟悉汉末三国这段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曹操之所以能做大做强，进而兼并群雄、统一中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把汉献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由此获得号令天下的资本。但令人费解的是，作为占据四州、号召力最强的军阀，袁绍其实更应该去迎奉汉献帝，以便成就一番大事业，但他最终却没有这样做，实在是失策至极。
其实，袁绍也曾动过迎奉汉献帝的念头，早在他夺取冀州之初（191年），便曾经听取过谋士沮授的建议，表示愿意派兵西迎皇帝，但事后却不了了之。等到汉献帝从长安冒死逃回洛阳后（196年），袁绍在沮授的建议下，再度起过迎奉皇帝的念头，但最后还是因为种种考虑放弃，由此让曹操捡了大“便宜”。
对于袁绍在迎奉汉献帝一事上的拖延，后世大都认为是他生性优柔寡断、目光短浅所致，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因为，作为跨据四州、带甲百万的大军阀，袁绍不可能看不到迎奉皇帝的巨大“红利”，而他之所以没这样做，必定有他的苦衷。笔者不揣冒昧，认为原因大概有以下三点：
1.袁绍不承认汉献帝的正统地位。众所周知，袁绍之所以跟国贼董卓决裂，并在关东举起讨逆的旗帜，起因便是反对他废黜汉少帝，改立汉献帝。正因如此，在袁绍的眼中，汉献帝不仅是董卓的傀儡，而且名不正言不顺，并非正统皇帝。为此，袁绍还曾联合冀州牧韩馥，打算拥立宗室刘虞为皇帝，虽然刘虞坚决不肯合作，但袁绍也并不打算就此拥立汉献帝。
而曹操则不然，他虽然一度参加关东讨董联盟，也曾经视刘协为伪皇帝，但基于现实考虑，他又不得不调整策略。毕竟跟袁绍相比，曹操地盘小、兵少，在诸侯当中的号召力微乎其微，没有多少逐鹿中原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只能迎奉汉献帝，尽量榨取后者身上仅剩的“价值”，然后借此扩充势力。因此对曹操来讲，汉献帝是否正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带来丰厚的政治资本。
2.袁绍不需要借助汉献帝来扩充实力。作为关东联盟的盟主，袁绍不仅形象好、气质佳，而且出身极为高贵，自高祖至父辈，四代皆有居三公之位者，门生故吏遍布天下，政治号召力极强，只需登高一呼，便可以召集天下豪杰共举大事。更何况，袁绍在当上讨董联盟盟主后，已经获得对关东各州郡长官黜陟、赏罚的权力，形同关东的皇帝，哪里还需要再借助汉献帝的威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而曹操则不同，他出身低贱（宦官的孙子）、形象不佳（轻浮奸诈）、政治号召力极弱（兖州刺史）。更加要命的是，由于曹操早期奉行敌视名士的政策，曾残忍地处死兖州大名士边让，由此导致大批曾依附于他的大名士（如陈宫、张邈等人）跟他决裂，害得他差点儿丢失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如果不掌控汉献帝并借助他的威望，根本不足以号令天下。
3.袁绍担心汉献帝与河北世家大族合流，威胁自己的地位。东汉是个世族（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朝代，世家大族之间虽然经常结盟，但各自都有强烈的地域差别意识，非到万不得已，绝不肯接受外地家族的统治。袁绍所属的汝南袁氏尽管是豪族，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但总体上来说根基还在河南，若想在河北立足、统治当地，却也是极难。
正因如此，袁绍非常担心的是，一旦将汉献帝迎奉到邺城，那么河北世家大族便会联合起来，以拥戴皇帝为名压制他，进而将他赶走，这是他绝不愿意接受的结果。这一点，袁绍的谋士郭图和大将淳于琼看的也很清楚，所以他们才会劝谏主公不要迎奉汉献帝，否则将会在河北形成两个权力中心，无论是否听从皇帝的命令，都会削弱自己的权势，让别有用心之人得利，实在是划不来。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考虑，袁绍连番婉拒沮授（河北士族的代表）的建议，不肯迎奉被其他诸侯视为“香饽饽”的汉献帝来河北，从而“便宜”了曹操，使得后者借此壮大实力，并由此走上兼并群雄之路。虽然后世之人屡屡把袁绍拒绝迎奉汉献帝视为愚蠢之举，但就当时的情势而论，他这样做的确合情合理，只是因为他后来败给了曹操，才让这些正当理由变得苍白无力而已。
史料来源：《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