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善孝为先”从春秋到汉朝，孝道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这也直接影响了从统治者到地方百姓对于这一千古美德的看法，数千年过后，“孝道”逐渐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为人标准之一。

一、先汉时代的演变

1.经典中的孝道

在流传下来的春秋时期的文献资料中，与宗族相关的内容有着很高的出现频率。如《国语·晋语》云：“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左传·成公四年》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僖公十年》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

宗族共同体是宗族成员安身立命之所在，春秋时期人们依旧保持着强烈的族类意识，对“宗族共同体”有一定的依赖性。基于以上的社会文化背景，春秋时期孝的主要目的还是以维系巩固宗族的稳定为主。

正如《逸周书·谥法》所载：“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又《左传·定公四年》曰：“灭宗废祀，非孝也。”通过以上两则材料可说明，春秋时的孝大都是以尊宗族，惠宗盟为主要内容的。

2.祭祀与宗庙

与此同时，宗族的绵延和庙祭的相承，被认为是衡量斟酌孝道的尺度，来评判人们的孝行。与西周一样，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春秋时期各国仍旧以“孝”巩固宗盟的稳定，维持宗族内部的团结以及保证平民的顺服，由此来维护国家统治的稳定。

虽然春秋时期孝的主要目的与西周相比未发生变化，但就行孝的对象春秋时期孝的对象开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二、两汉时期的孝道思想

两汉时期，经学日益兴旺，逐渐被统治阶级所重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董仲舒所倡导的儒家学说在当时社会影响广泛，其倡导的儒家学说更是备受统治阶级推崇。

“孝”作为儒家伦理纲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在巩固政治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被封建帝王所推崇，“以孝治国”的政治倡导由此被提出。

1.汉代孝治的主要表现

统治者倡导“以孝治国”，孝的政治地位被提高，成为汉代社会政治的伦理道德基础。汉代的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政策的推行使得“孝”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被推广，他们这种孝道教化的思想慢慢成为维系汉代政治稳定的基础。汉代统治者大都非常看重“孝”。

如班固《汉书·高帝纪》载：“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在汉高祖刘邦看来，父子间的亲情在人们的道德伦理体系中当属于至亲，父子之间权位的顺承是名正言顺、理所应当的事情。

儿子若承袭了父亲的权位，当以天下为尊，慎终追远。据《汉书·惠帝纪》记载，汉高祖去世后，惠帝“令郡诸侯王立高庙”，汉惠帝在继位后首先要求各郡诸侯修建高庙，以此来追思汉高祖。

汉惠帝以高祖的践行高祖教导，身体力行，践行孝道，享誉后世。在汉惠帝去世后，以孝惠为谥号。此外，《汉书·武帝纪》亦有载：“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

由此可以看出，汉代统治者对孝的重视。汉代的统治者去世后，后人多以“孝”作为其谥号。比如以孝昭显于后世的汉惠帝。汉惠帝一生以孝行著称，他的“孝”既表现在生前对父亲的孝，也表现父亲去世他继位之后便立即要求诸侯修建高庙，以表达父亲死后对他的追思。

汉惠帝离世后，依照其生前的孝行，礼官将他的谥号定为“孝惠”。这在历史上很少见，虽然先秦时期的诸侯也用孝作为谥号的，但大都是个例，不像两汉这么频繁，一以贯之。

唐代张守节在评价汉代帝王这种以“孝”作为谥号的现象时说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协时肇享曰孝。”他认为汉代统治者以孝作谥的现象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是帝王通过宣扬孝道来维系自身统治稳定的政治现实。

汉代“以孝治国”的观念还体现在其“举孝廉”的官员考察制度上。所谓“孝廉”，即孝子廉吏。举孝廉原为察举制中的举孝察廉二科，后来逐渐混为一科。到了汉武帝时期，举孝廉制度开始成为汉代察举制中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两汉时期的不少官员都出身于孝廉，政治影响巨大。举孝廉制度发展完善到了两汉后期时，一般来说推举孝廉最主要的依凭是“孝”，如果是“孝子”，正常情况下就可以被推举为孝廉。

由于孝廉出身的这些官员大都是孝子并得益于“孝”走上仕途，因此他们入仕后就会顺理成章得成作为“以孝治国”政策推行人来宣扬孝道。在汉代社会，免除孝子的赋役对孝子来说是很大的奖励。

2.奖惩方式

统治者通过诏令的方式奖励孝子，赐予孝子爵位、钱财、布帛等在汉代并不少见，几乎是当时统治者的惯例。根据孙筱在其文章《孝观念与汉代新的社会统治秩序》中的大概统计，在《汉书》和《后汉书》中的帝王纪的记录，从西汉时期的孝惠帝到东汉时期的顺帝，“全国性对孝悌的褒奖、赐爵就多达32 次”。

最后，对不孝之人有所惩罚。在汉代的法律中，对不孝之人的惩罚可谓十分严厉，“不孝”算是汉代法律所规定的众多罪行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孝经》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汉代法律所规定的“不孝”罪的内容主要有：未赡养父母；殴打伤害父母；在服丧期间娶妻生子，行奸作乐；非议他人的孝行等。汉代法律对“不孝”严惩的原因主要在于顺应其“以孝治国”的治国理念，通过国家法律强调孝道的教化作用，以此来维系统治秩序的稳定。

孝的思想是汉代“孝治”的重要理论依据，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体来看，由于汉代统治阶级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推崇孝道，使得孝道思想在民间得以推行，社会上敬养父母之风盛行，这对于维护两汉时期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汉代“孝”内涵的变化

由于汉代社会“以孝治国”政策的推行和举孝廉等选官制度的实践，孝的内涵开始发生变化，它保持自身家庭道德伦理概念的同时，与宦途、政治利益等开始相关联，实现了“孝”的政治伦理的上升。

1.书本上的定义

由汉代起，孝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孝经》和《礼记》对这一时期孝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孝”的内容有很大的帮助。在目前可见的先秦两汉古籍资料中，《礼记》对孝道的阐发论述最为丰富，其对孝的阐释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礼记》认为“孝”包含了人间绝大部分的价值观念：“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横乎四海。”从中可以看出“孝道”已经逐渐从书本中、庙堂之上走向了平民大众，此时的教育者和统治者就不得不将其从抽象的概念，放置于书本之上。基于以上观点，书中对孝作了普遍化的论述。

第二，书中对孝的各方面内容都作了规定和要求，将在“孝”的实践过程可能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作了详细的要求，包括孝行、孝容、孝祭等。

第三，论述了“孝”与“治”的关系，说明了孝道和政治之间的互通关系，如《礼记·大传》中，就有关于两者的明确联系说明，此时的“孝道”已经被统治者提升到了治理国家层面的高度，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2.天道与孝道

《礼记》中认为事亲与事天之间是相通的，孝道与天道也是相互统一相互融合的，这一点反映在政治上也是如此。《孝经》与《礼记》的成书年代相近，更是当时集孝道思想大成的精华之作。

它继承了殷周时期“孝”关于敬天祭祖的思想内涵，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了孔子、孟子等人对于“孝”的思考和论述，将儒家伦理纲常体系中的孝道伦理理论化。自此，儒家思想中的孝道思想有了理论化的依据。

总结

《孝经》中针对孝的阐释主要从孝的根源、孝的实践方式、孝的功用、孝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展开，对这些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和论证。结合《礼记》与《孝经》中针对“孝”的内容的阐述。

两汉时期孝道内涵变化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就是“孝”的政治功能被凸显,其内涵从先秦时期的奉养双亲、善事父母进一步提升，被用来维护政治统治，政治教化的意味十分明显。自此，孝道伦理开始走向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