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西汉和亲政策的演变
前言
和亲政策是传统封建历史时期统治者与边疆少数政权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确保边境的稳定或者实现联合保持双方关系而采取的国家稳定手段。和亲战策发端于春秋战国之际，成形于秦汉之际，缓解了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一定历史时期内确保了中原王朝的长治久安。西汉时期，和亲政策先后发生多次改变，这与各个时期的意识形态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王朝统治者的个人性格有巨大关系，社会国力的发展，西汉和北方匈奴的关系由最初的军事对峙到多次和亲，再到武帝时期主动军事出击，和亲一去不复返，元成之际，昭君出塞作为西汉王朝最后一次“和亲政策”的实施，标志着西汉王朝开始了由盛转衰的趋势，虽然汉、匈之间不再发生军事冲突，保证了边境的安宁，但西汉江山日薄西山的趋势已成为定局。
一、匈奴的崛起和汉初和亲政策的形成
公元前3世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逐渐在蒙古高原阴山一代兴起，至于匈奴来源王国维先生已考述清晰，不在赘述。战国末年，匈奴逐渐发展强大向南侵扰，秦国则世代守卫北地，屡次击退，但也只能维持相持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防御北方匈奴的南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修筑了长城，并且派遣蒙恬为将军率领三十万大军主动出击，大破匈奴，收复匈奴的生命通道河套地区，并且修筑了从帝国直通边塞的秦直道，源源不断的将粮草运往边境，在崇山峻林间构筑起漫长的边境防线，并长期屯兵边境，试图匈奴阻挡在长城以北地区。
秦末汉初之际，匈奴部落最杰出的英雄人物冒顿崛起，杀死他的父亲成为匈奴新的首领。冒顿继承汗位初期，他不在满足于部落首领的地位，他开始有计划的四处出击。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之后出其不意击败与其征战数世纪的敌人东胡部落，然后迅速吞并匈奴内部其他小部落，并利用秦末中原混乱之居，出兵收复被蒙恬夺回的河套地区，迫使月氏西迁，完成了北方草原各部落的统一，建立起强大的匈奴帝国，从此匈奴历代单于将目光南移，开始不断向南侵袭。
汉初，刘邦经过四年苦战终于击败项羽入主长安，建立西汉王朝。国家初立，汉初统治者为了稳定政局，发展经济，采用了道家“黄老之术”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此刻的匈奴经过几年征战，彻底统一北方草原，骑兵来去如风，开始不断南下。高祖面对匈奴的不断袭扰，决定携收复天下的气势，想要一举击溃匈奴，保护北边边境的安宁。然而汉高祖毕竟轻视了匈奴的战力和智慧，双方都处于气势盎然之际。
汉高祖面对来犯之敌，纵然国内政局不稳，然而诛锄秦基，灭掉千古英雄项羽的威势，让高祖盛怒之下毅然决定给北面蛮族匈奴些许颜色瞧瞧，然而由于轻敌冒进，陷入匈奴四十万大军的包围之中。这次军事出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也打消了汉初统治者的雄心壮志，遂放弃了武力征伐北方的计划。此战过后，大汉对匈奴的战略发生重大变化，转而采取守势，成为汉匈关系的转折点，匈奴在此时期占据战略主动权，大汉一开始便陷入被动局面，因此匈奴不断南下侵略，高祖亲手开启了大汉被动“和亲外交”的序幕。
大汉高祖时期的和亲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匈奴虽然不时袭扰边境，但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对于西汉初期休养生息政策的实施，建立了良好的外部安定环境，西汉政权社会经济开始了快速的复苏。高祖薨逝后，吕后称制，面对匈奴的欺辱，统治上层尽管十分郁闷，但鉴于西汉社会的实力，在军事和和亲的选择中最终还是忍辱负重选择了后者，将宗室女封为惠帝的公主，再次遣往草原和亲，保证了汉初政权的稳定。
文景时期，汉朝政权刚刚平定内部隐患，匈奴便开始瞅准时机进入河套地区，并且挥军南下侵扰大汉属地，对大汉便将造成了严重威胁，文帝只好调兵遣将迎击匈奴的进犯，双方并未进入实质性的军事冲突，形成相持局面。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匈奴帝国内部权力不断发生的更迭，文帝不得不数次派遣宗室女远赴草原，双方维持了几年短暂的和平局面。西汉社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忙于处理帝国内部矛盾。匈奴权力也在积蓄力量，在从汉朝得到岁贡的同时，草原部落势力空前强大，彻底控制西域地区，占据河西地区。此一时期内，汉、匈双方关系时好时坏，而匈奴也看出汉统治者无心开战的心思，因此不断在边境挑起摩擦，掳掠大批财物，使汉军疲于奔命，苦不堪言。整个文帝一朝，两国的关系时好时坏，最危险的一次，西汉军队达到长安附近，西汉政权危在旦夕，双方关系迅速跌入低谷。生死存亡时刻，和亲已不起作用，远水解不了近火，汉文帝立即组织数路大军进行反击，逐渐稳住局面，匈奴见占不到任何便宜只得下令撤兵。文帝时期汉与匈奴之间大规模战争没有，小冲突却不断。西汉为了国内政局的稳定，只得两次派遣宗室女远嫁草原和亲，并且每年向匈奴上岁贡换取双方边界的和平，从此之后双方关系趋于融洽，汉朝迎来了短暂的休养生息机遇，匈奴政权在更迭中终于迎来鼎盛。
景帝时期，国内形式紧张，匈奴以为时机成熟，于是又开始背弃“和亲政策”的承诺，毅然再次派兵入侵大汉边境，并准备联合大汉诸侯内外联合。景帝迫于国内封国诸侯的形式，迅速平定了七国之乱，但也只能再次屈辱和亲，军臣单于看到时机失去，也只好接受了汉朝的和亲，从此匈奴没有在发动过大规模的侵略，双方开始在边境进行贸易。景帝时期的这一次和亲这也是西汉文景之治后期汉、匈之间最后一次和亲。
西汉高祖至武帝初期，总体来说基于国内政局刚刚稳固，国内各阶层矛盾暗涌，社会民生凋敝，社会经济急需复苏，而且西汉军队骑兵甚少，军事上确实处于劣势，国家上层统治者急于恢复社会生产，增强国力，因此实行了“黄老之术”，对内缓和各阶层对立关系，对外在这一时期采取与匈奴和亲政策也是上策。西汉初期和亲政策的实施，并不能完全用屈辱求和来概括，它的积极意义不仅在于激发了大汉帝国内部人心的凝聚，同时也间接促成了武帝一朝大一统中央集权局面的形成。
二、武帝一统与和亲政策的完结
汉武帝继位初期，朝局被窦太后把控，为了稳定国内统治，继续与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建元元年，封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军臣单于，维护得来不易的和平局面。然而年轻的天子已经不能容忍再用如此屈辱的方式换取和平，他开始准备军事反击。此时的国内政治局面已然得到极大改善，国内财富充盈，很快他便控制了天下权力，便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发展军事和骑兵，此外还提拔任用一些年轻的郎官亲信，加强军伍训练。汉武帝亲政初期，试图擒贼先擒王，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伏击，而然或许是命运安排，大汉的计划被匈奴识破，大汉第一次对匈奴军事尝试以失败告终，此后这样的机遇再也没有出现。
第一次袭击失败之后，汉匈之间长期的和平局面打破，从此匈奴军队怨恨在心，深入汉边境交通大道附近的要塞，烧杀掳掠，百姓苦不堪言。汉武帝虽然立志诛锄北方劲敌，然而总是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发挥大汉优势，双方交手过程中互有胜负。不过双方的形式却逐渐在静悄悄的对峙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汉王朝经过武帝一系列经济、文化、政权措施，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此时的匈奴却开始走下坡路，不复军臣单于时的国力，西汉和亲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武帝决定正式开启武力北却匈奴之路。
他一方面派遣张骞数次出使西域，搞好与西域诸国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派遣大军开始出击草原。汉武帝经过四十年的努力，朝廷上下齐心，卫青、霍去病、李广等杰出将领终于迎来辉煌时代，汉、匈之间经过三次大规模战争的较量，汉朝终于彻底结束了匈奴对于草原的统治，从此成为草原上的孤魂野鬼，他们再也不能和大汉逐鹿天下。虽然此一时期不在进行和匈奴的和亲，但是为了彻底消灭匈奴，汉武帝主动采取了和亲的措施交好西域强国乌孙，宗室女为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先后远嫁西域。这一策略的实施，确保了西汉可以对于西域的控制，匈奴处于东西夹击之下，战争形式很快向着有利于大汉一面倾斜。
武帝时期，汉、匈双方实力发生变化，大汉帝国经过七十年的屈辱隐忍和休养生息，国内各阶层已完全处于大一统皇权控制之下，而且人心渴望国家通过战争击败匈奴，洗刷耻辱。此时帝国也交通西域，并且建成可以和匈奴抗衡的骑兵队伍，形成了东西夹击匈奴的态势。汉武帝也改变了西汉初期的“黄老之术”的治国方针，转而推行强力的“王霸道”的积极进攻策略，他急需通过军事胜利实现国家政权的扩张。因此“和亲政策”已再无必要，汉武帝选择任命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出击匈奴已是大势所趋。不过武帝时期仍然发生了两次和亲，但性质依然不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乌孙的和亲完全是大汉帝国自愿的主动行为，与以往汉匈之间的和亲性质完全不同，和亲态度的改变实际上是汉、匈之间攻守形式的转变的外在表现。大汉帝国对于匈奴政策的转变，完全是上层统治着裹挟西汉十几年的积聚力量，顺应国内民意而为之的自然行为，这样的转变是西汉上层政治意识转变的实际体现，决定了西汉走上了强盛的道路。
三、汉朝中后期的和亲政策的变化与昭君出塞
武帝晚年至宣帝时期，国家统治者推行“内儒外法”的王霸政策，国建军队常年征战，实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这一时期，伊稚斜单于病逝之后，匈奴长期分裂，北方草原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挑战，只能是局部地区的袭扰。此时大汉国力政治鼎盛时期，统治者不在采取和亲政策，主要以军事打击为主，确保边境安宁。
汉元帝时期，统治者为了缓和协调各阶层利益越来越大的不平衡的关系，快速实现国家朝局稳定，统治者上层改变了昭宣时期的既定国家策略，向着汉宣帝曾经预言的那样，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策略，大量重用儒生为官，西汉不复往昔的阳刚之气，汉朝国势由盛而衰。汉成之际，虽然仍然保持对匈奴的优势，可上层统治者意识形态的转变，为了确保大汉政局的稳定，因此他改变了对匈奴的军事打击策略，恢复了汉初的“和亲政策”，派遣昭君远嫁塞外，成为维持汉匈之间的和平关系的重要策略。
汉武帝晚年，虽然匈奴已经不再是大患。几年间为彻底消灭匈奴，武帝仍然先后四次派遣将军远征匈奴，然而这几次军事出击均以失败告终，国家财力也日渐枯竭，国内局势不稳，因此他开始反思并停止了对外征战。
昭宣时期，汉代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日渐缓和，匈奴放还了被扣留在草原的苏武。此一时期，西汉和西域诸国联合，又对匈奴发动了几次征伐，匈奴彻底退出西域。匈奴分裂，五单于争立。汉元帝初期，西汉为了彻底控制西域，恢复大汉对于西域诸国的震慑，因此虽然匈奴远遁，仍然发除了大汉的最后的强音，陈汤千里奔袭，北匈奴覆亡，只剩下南匈奴一支，延续匈奴传承。
元成之际，北匈奴主动示好，汉元帝派遣宗室女为匈奴大阏氏，并遵循匈奴传统，先后成为两袋单于的阏氏，确保了西汉和匈奴之间的稳固和平关系。昭君出塞后，匈奴与汉朝长期和睦相处，汉匈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有所发展，边境安宁，百姓免遭战争之苦。
哀平年间，西汉国力日渐衰弱，皇权旁落，国内政局混乱，更无力远征塞外，然而昭君出塞的余威让人发挥作用，双方始终保持友好关系。虽然王莽时期，采取了激化双方关系的措施，匈奴和大汉重新开始了军事冲突的局面，然而总体来说，已经对汉朝造不成什么实质性威胁。
汉代中后期，汉匈之间关系的改变决定于汉朝统治者意识形态和治国策略的变化，国内形式的变化促使汉元帝主动放弃了“霸王道”结合的治国策略转而实施儒家学术为主治国方略，大汉的国运开启了由盛而衰的历史转折，元帝之后的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国家上层的权力日渐旁落，再也无力主动出击匈奴，而昭君出塞作为西汉最后一次“和亲”，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汉匈双方三十年的边境稳定，而然也说明了西汉王朝由盛而衰的趋势以不可逆装。昭君出塞不但对于汉、匈之间的和平相处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且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处理双边关系绕不过去的典范。
结语
西汉汉匈之间的“和亲政策”以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作为终结，是西汉历次“和亲政策”对于西汉与匈奴之间和平友好关系所起作用的最好见证，然而也是西汉由盛转衰历史转折的标志。西汉各个时期的上层思想意识的国家方正的转变决定了西汉国力的兴衰，决定了大汉与匈奴双方关系的转变。汉初统治者认清了国内现实，“和亲政策”是国家上层的对外既定国策，它不是汉初统治者示弱的无能，而是他门审时度势之后的为了长远利益暂时放弃一时一地的战略考量。武帝朝放弃“和亲政策也是基于国力的强盛和双方势力强弱而做出的正确选择。无论是和亲还是军事打击，都是维护西汉国家统治稳定的手段，他们都是统治者上层基于当时社会事实走出的做有利于国家发展的选择，并没有优劣之分。“和亲政策”在西汉特定时期的变化，为西汉的强盛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而以“昭君出塞”为名的和亲政策也被后世历代统治者效仿，成为处理中原大一统政权与边疆政权关系的依据。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中国古代和亲史》《西汉前期汉匈和亲至性质及汉匈关系》《西汉对匈奴和亲政策的学术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