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督抚是如何形成的？看湘军集团一步步蚕食清王朝地方上的权力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虽然根基遭到严重动摇，但是毕竟摆脱了自己的生存危机，国家的社会秩序重新走向稳定，清王朝的统治权威得以保持。
但是，这些实际上都不过只是表象。在这个重新走向稳定的清王朝背后却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阴影，那就是，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与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被地方势力所蚕食而逐渐萎缩，统治危机正在逐步扩大。
最先表现的地方军事独立化的形成。
清王朝对地方的控制系统主要是官方的保甲制和非官方的士绅管理系统维持着。
官方的保甲制主要职能是维持社会治安与征收赋税，而非官方的士绅管理系统主要承担社会其他功能，比如维持地方秩序，比如承担地方公益。
但是，随着清王朝中央政府实力衰弱，地方利益被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其他势力过多地侵害，地方士绅阶层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于是，地方就出现了为了自卫而军事、财政独立化的倾向。
早在嘉庆时期，清王朝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川陕楚农民起义。这次巨大的农民起义运动不仅大大损耗了清王朝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重创了清王朝的正规军系统——八旗军与绿营兵。
导致的结果就是在镇压川陕楚农民起义的后期清王朝不得不动员和利用地方武装，于是“团练”应运而生。
最初的团练一般是在政府监督下由地方名流士绅领导，以村寨为基本点，主要任务是筑墙设防，坚壁清野，实行武装自卫。
团练的出现是清王朝地方武装产生的开始，也是地方军事化的前奏。
不过，嘉庆道光时期的地方武装只有武装自卫的权力，没有主动出击的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没有扩大化，尚不足以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均衡关系；而且清王朝的正规军虽然被严重削弱，但仍保留一定的战斗力，所以依然是清王朝统治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武装力量。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给地方军事武装的扩张提供了机会。
在太平军这支强大的军队面前，本来就已经被腐化，被削弱了很多的八旗、绿营兵再次遭受重创，最后变成了一支不堪一击的老弱病残军队。
太平军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思想文化动员，对清王朝的地方社会秩序进行动摇。对于地方士绅阶层来说，他们发现地方秩序和自己的利益遭受严重威胁，而清王朝却无能为力。
地方士绅们在对清王朝越来越感到失望的同时，不得不依靠自身的武装力量来维护地方上的秩序和保护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利用自己的家族组织或地方势力组成非官方的地方武装，以便同太平军对抗。
在湖南，举人江忠源率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以对抗太平军；在江西，举人刘于浔利用家族关系也举办团练；后来在贵州、江苏、安徽、河南等众多地区，一些地方自卫武装也纷纷建立。
清王朝其实一直对汉人士绅自行组建团练这种地方武装力量怀有戒心，但是此时的清王朝正忙于同太平军作战，根本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地方，因此，只能放任地方进行自救。
然而，随着地方武装力量的增强，清王朝开始越来越担忧，迫切希望对地方武装力量加以控制，于是任命各省在籍官僚负责办理地方团练，加强对地方武装力量的监督与管控，这就是团练大臣的由来。
这一时期清王朝在各省任命了许多团练大臣，曾国藩、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就是其中比较出名的团练大臣。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在家乡湖南组建地方团练与太平军作战。结果被太平军打的大败。
痛定思痛，曾国藩吸取经验，发现太平军的种种优势和团练组织的存在种种弊端，决定效法戚继光，组建一支新型的地方军队，这就是湘军的前身。
地方军事化的出现改变了清王朝地方的统治秩序，扩大了地方士绅阶层的权力。
本来清朝对于地方的控制，主要依靠官方的保甲制和非官方的士绅管理系统两个控制系统的均衡，但团练等地方武装力量的日益强大打破了均衡关系，使非官方的地方控制系统日益重要起来，清王朝对地方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日益下降。
清王朝允许地方进行自卫，实际上等于承认非官方的地方武装力量的合法性。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团练等地方武装力量取代了官方上的保甲制度，此时的团练不仅是军事组织，还是地方社会组织，加上厘金的设立，士绅掌握了地方上的兵权、财权和组织权，形成了地方公事，导致清王朝地方政府离开士绅阶层就根本无法运转的局面。
而且地方武装力量使得地方秩序虽然暂时稳定了，却促进了地方士绅的军人化和地方对军事的迷信，清王朝中央政府长期所保持的文官统治和统治秩序在地方的作用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地方的军事独立化。
然后表现为督抚专权。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王朝的统治支柱军事力量的八旗、绿营兵基本上被全面摧毁，旗人失去了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权力，国家军政实权渐渐落到地方汉人士绅和官僚的手中。
围剿太平军时期，一些地方督抚利用战争所提供的特殊机会，不顾原有体制的各种限制，越权采取各种措施，包揽把持军、财、吏等重要权力，使督抚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完成由和平日常向战争时期的转变。
随着地方武装力量的扩张，清王朝中央军权的下移，地方上出现了军政合一的局面，这是清朝入关后从未有过的现象，中央对地方的绝对统治局面终于被打破，其主要标志就是湘、淮军地方集团的兴起。
最开始，湘军建立的目的主要是对抗湖南地区的太平军，因此，湘军在初期也不过是一支地方自卫武装力量。后来湘军越出湖南，走向全国，成为对抗太平军的主力，这样湘军就成为维系清王朝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湘军之所以能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是因为它的组织形态与发展过程的特殊性。湘军虽然是团练，但不是受清王朝直接指挥的经制之师，而是曾国藩一手创立的私人地方武装力量，其主要特征主要是：
一、兵为将有。清廷的绿营兵是世袭兵制，兵为国有。而曾国藩改世兵制为募兵制，规定士兵归将领所有。大帅挑选统领，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士兵，这样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兵权不再是国家所有，而是成为各个将领私人武装。二、注重私谊。湘军不是国家经制之兵，都是将领自己招募过来的，将领喜欢招募那些同乡或同族的士兵，这样将领与士兵的利害关系是休戚相关的，将领之间也基本上都是同乡、同年或师生之类的关系，这样在作战的时候可以互相配合、互相帮衬，而不是像腐化堕落的经制官兵那样互相扯皮、互相拆台。整个湘军集团都是依靠这种私谊关系来维持的，这就助长了湘军的派系观念。其中曾国藩本人就“以身作则”，十分重视私谊关系，无论是调兵遣将还是向清王朝举荐官员，他都喜欢提拔与他有私谊关系的人。
三、军饷自筹。八旗兵不用多说，绿营兵也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师，兵饷均由清王朝提供。湘军初建时，军饷尚由官方提供一些，后来江南富庶之地被太平军占领，清王朝中央财政枯竭，曾国藩自知索求无望，于是决定自筹军饷。所以湘军军饷一般都是靠将领自筹分发给士兵们，事后向清王朝中央政府核报。自筹军饷进一步增加了湘军的独立性。同时也导致了清王朝的户部权力日轻，地方督抚的权力日重。
四、各尊其长。由于士兵为将领所招募、所调用，军饷也是将领自己想办法筹到的，所以在湘军中除非招募、选拔、调用过自己的上司，其他人无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都指挥不动。所以，不仅湘军以外的人无法进行指挥湘军，即使湘军内部也需要层层下令才能指挥得动，任何将领都很难越级指挥其他将领的下级部队，比如曾国藩就很难指挥李鸿章的淮军。
湘军的这些特点，表明湘军不仅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而且具有很大的独立作战能力。
对于曾国藩及其湘军集团的崛起，清王朝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不放心。但是在军事上不得不利用湘军集团的同时，在政治上对湘军首领的权力进行多方位限制。
咸丰四年(1854年)，当湘军攻占武昌的消息传到紫禁城的时候，咸丰皇帝是十分开心的。这时当军机大臣提醒咸丰皇帝“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跚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皇帝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即收回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的命令。
咸丰十年(1860年)，当太平军第二次大败江南大营，清王朝的正规军在南方已经没有任何战斗力的时候，清王朝才勉勉强强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所有巡抚、提督均归他节制。
这样，清王朝中央的兵权正式开始下移，湘军代替八旗、绿营兵成为国家的主力军的时代开始了。
与此同时，曾国藩本人也由湘军统帅变为东南各省最高的行政长官，军权与政权合一，从而迈开了督抚专权的第一步。
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又利用自己的权力，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封疆大吏，如举荐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接着，四省的督抚长官又将自己的部将举荐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
这样，中国的南方地区就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政治军事集团，其中包括胡林翼、左宗棠、李续宜、曾国荃、李鸿章等才能出众、才华横溢的晚清官僚。
这些人既拥有军权，又掌握地方行政大权。同时他们控制地方财政，诸如举办厘金，改革田赋，甚至扣留解往中央的税收，使清王朝对地方财政的控制能力逐步减弱。而且湘军集团还排斥异己，任用亲信，控制了地方人事大权。
这样，湘军集团控制了南方各省的军权、政权、财权与人事权，上下相应，互相联盟，成为一股极其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
清王朝的根本制度，即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地方督抚所破坏。
清王朝虽然看上去依然高高在上，依然凛然不可侵犯，但实际上，对各省军政事务起不了任何决定性作用，对地方的彻底失去控制。
清王朝的外重内轻的特殊局面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