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时期“八分”制度逐步出现，随后产生“不入八分”的爵位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辽东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自立称汗，建立金国（后金），改元天命，和大明开始分庭抗礼、对峙作战局面，努尔哈赤就是后来被子孙追尊为皇帝的清太祖。同年，努尔哈赤把下辖的军事力量编为固山、甲喇、牛录三种等级，并加以调整组织，重新改造，设立了八个旗分作为日后军政管理的最高机构，分别以黄、红、白、蓝作为标识，称为：正黄、镶黄、正红、镶红、正白、镶白、正蓝、镶蓝八旗。这就是日后清朝八旗制度的起源。
后金建立后，太祖依仗着组织严密、令行禁止、战斗力极强的八旗兵丁，多次与大明开战，并攻击东蒙古诸部，屡战屡胜，获取了大量的粮秣金帛等财富。同时，太祖还创立了“八和硕贝勒议政”制度（也即后世所称的“八王议政”），后金政权的一切军政要务和财富分配、民众管理，都必须由自己做出诏令后，再由这八贝勒一起商议、讨论后加以执行，这是天命七年（1622年）的事。
而被授予议政权力的八人：太祖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十四子多尔衮、十五子多铎、太祖之孙（代善长子）岳托，太祖之侄阿敏、济尔哈朗，由此获得了后金政权共治国政的权力，以及对土地、财产、民众等等财富的处置分配权，号称“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这也是日后清朝“八分”制度的雏形，这八个人就是最初的“入八分”宗室（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入八分这个称呼）。
爱新觉罗·皇太极
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病崩，其第八子、八分贝勒之一的皇太极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继承后金汗位，即清太宗，“八王议政制度”在他手中又发生了变化。
天聪三年（1629年），为了打击共治国政的阿敏和莽古尔泰（皇太极登基时的同党和助力者），太宗下诏没有资格参与“议政会议”的其他普通贝勒也可以加入到讨论国事、分配财富的朝议中，来用以分散诸贝勒之权。
这个时候，“入八分”者一共有十二人，分别是：后金汗、正黄旗旗主太宗皇太极本人、正红旗旗主大贝勒代善、镶蓝旗旗主二贝勒阿敏、正蓝旗旗主三贝勒莽古尔泰、正白旗旗主阿济格、镶黄旗旗主豪格、镶红旗旗主岳托、镶白旗旗主多铎、镶黄旗小旗主杜度、镶红旗小旗主硕托、正白旗小旗主多尔衮、正蓝旗小旗主德格类。这就是新的“入八分”王公。
这十一人（太宗除外）可以入朝共事议政，各置官属，在大朝会、大庆典班次中礼遇高于其他普通宗室，征战所获分配中也赉必均及，按旗份均分八分，各自收取。“八分制度”至此正式成型。
爱新觉罗·代善
皇太极在稀释了诸议政贝勒的权力后，利用自己大汗的身份，培植亲信势力，加强后金汗权，并通过政治打压手段，先后废黜了二贝勒阿敏、削弱了三贝勒莽古尔泰（后病逝），迫使大贝勒代善交权隐退，后金军政大权最终完全集中到皇太极一人手中。
掌握了大权后，太宗再次下诏，规定了宗室内如果有人被特恩封公者、或者其余贝勒余子被授封公者（这时候还没有辅国公的称呼，直接称公），皆不得参与治理本旗事务、不得擅自分配土地百姓，必须由旗主本人报皇帝同意后予以分配，这就是“不入八分”的由来。
但是宗室中如果有人立大功，被加爵至贝子者，则准许其参与财富分配，即入八分。入八分宗室如有犯法过，被降至公以下者，则退出“入八分”资格，不再享受“入八分”待遇。（此时后金还没有正式厘定宗室爵位，宗室中最高爵位就是贝勒、次一等是贝子，相当于后世的亲王、郡王。）
崇德元年（1636年），太宗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正式称帝。此后，太宗更定朝廷官制礼仪及宗室外臣爵位，其中宗室厘定十二等爵位，分被为：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并明确规定自奉恩辅国公以上皆入八分，以下则不入八分。这是“不入八分辅国公”的设立源头。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清朝开始了全国统治。这时候，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成长，清朝宗室王公的数量大大增加，其中获得奉恩辅国公以上爵位的宗室人数愈来愈多，参与旗份分配、议政国事的王公也一再增加。而因为皇权的越来越集中，之前在关外时期所施行的“八王议政”、“王公共治”、“八分共取”制度也越来越不合时宜。
爱新觉罗·多尔衮
所以，顺治六年（1649年），顺治帝（其实是摄政的多尔衮）更定宗室授爵制度，不再不加区别考核就随意封授宗室爵位，而是改为“功封”、“恩封”、“考封”，只有立功、或者考核合格的宗室子弟，才能被授予高低不等的爵位，要么就是皇帝开恩，授予看上眼的宗室爵位。并且除了“礼、郑、睿、豫、庄、克勤、顺承”七家世袭亲郡王之外，其余恩封爵位都要降等承袭（太宗长子豪格在和多尔衮的政争中落败、下狱瘐死，他的肃亲王爵位暂时没有被列入世袭行列，不过等多尔衮死后就恢复了）。
这样，清中枢朝廷开始有意识限制和减少入八分王公的数量，以便于集中皇权，激励皇族子弟建功，并开源节流，避免宗禄过多而削弱统治权。
顺治帝的诏命规定：凡恩封亲王，后裔降等承袭至奉恩镇国公，恩封郡王，后裔降等承袭至奉恩辅国公，皆可以入八分。而自多罗贝勒以下，凡恩封者（其实都是恩封），后裔皆降等承袭至不入八分镇国公，恩封贝子后裔降等承袭至不入八分辅国公。这样，清朝宗室中，就正式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入八分和不入八分宗室，并因此有着不同的待遇。
顺治帝亲政后，大力加强皇权，打击之前专权的摄政王多尔衮及其党羽亲信，再一次对“宗室议政”、“八分旗份”等王公特权加以分化和限制，以前在太祖和太宗时期入八分王公的土地、财富、人口分配权逐渐被削弱和剥夺，失去了对清朝中枢权力的影响力。同时，顺治帝加强了对入八分王公的礼遇仪制，使他们不至于感到被边缘化和利益被过多的损害。
在顺治朝，各入八分公（包括镇国公、辅国公）除了继续享有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资格外（其实就是个荣誉性质，和当年后金时期的“八贝勒议政”有天壤之别，实权并不大），还能够获取：马车轮子用红色轮子（朱轮）、马缰绳用紫色（紫缰）、侍从护卫背特制的保暖水壶（背壶）、马车坐垫用紫色（紫垫）、朝冠顶戴用红宝石（宝石）、可以佩戴双眼孔雀翎（花翎）、马车上可以备用特制皮鞭（皮条）、府中可以使用太监（太监）等八种额外待遇。因为恰好是八种礼遇，所以朝野也称有这样待遇的宗室公爵为“入八分公”，其实这种“入八分”，和开国时的入八分，简直是天差地别。
爱新觉罗·福临
另外，自顺治帝开始，入八分王公可以从分府时开始获取上三旗之外的其余诸旗人丁户口，作为自己的直属领民，入了八分的奉恩镇国公、辅国公一样可以享受这种待遇，从皇帝授予的旗份中获取自己那一份领民和户口，这也是入八分公的特权之一。
而没有入八分的宗室镇国公、辅国公们，除了不能参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外，也享受不到以上的八种额外优待，更加没有旗下领民户口，除了一点俸禄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优厚待遇，如果没有担任差事，其实就是一个高等闲散宗室而已，毫无政治地位可言。
还有，在朝廷大典和大朝会上，入八分王公都是单独排班，按照宗室班次制度和爵位高低，由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组成朝班，参与陛见皇帝、大典行礼或者燕飨就坐（隆重大宴），皇帝在诸项典仪中赏赐群臣财物，入八分公“赉必均及”，可以凭资格和其他入八分王公们一起平分赐物，算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而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则不能参与御前班次，只能按照“在旗班次”（即所属旗份）参与大典和朝会，和本旗普通宗室一起列班陛见、朝拜、参与皇帝赐宴。皇帝的赏赐则与本旗其他低级宗室一起分享（数量质量都不能和入八分王公相比）。
在俸禄待遇上，入八分辅国公和不入八分辅国公倒是一样的，年俸都是银500两，禄米500斛（约三十吨带壳稻谷）。而且不入八分辅国公不必在京当差，也不一定要居住在京师，如果在外地居住，则没有了禄米收入这一项。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帝正式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鸡肋制度，此后，无论入八分还是不入八分辅国公，都没有了名义上参与国政的权力，唯有“八种特权”才能区别他们之间的等级层次。清代宗室“入八分”制度发展到这个地步，也仅仅剩下挂名作用，只用来区分宗室地位高低而已，和它建立之时的原本初衷相去万里，再也不复当年的意义了。此后，若干位宗室“不入八分辅国公”们领着朝廷价值二十多万的年俸，悠闲而无聊地过着相对舒适的人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代代沿袭，直到清朝消亡后，才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褪去了贵族身份，走入了喧嚣变幻的尘世百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