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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禹贡》为孔子手定的理由是:其一,公元前280年是孔子死后200年左右,此时,《尚书》早已风行一时、广为流传。《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假如《禹贡》成书于战国时,突然加入到《尚书》中,当时战国学者怎么不提出怀疑和指责呢?
《尚书》是孔子编定的书,西汉还有古文本和今文本的流传,《禹贡》是其中的一篇,也为孔子定稿。其二,九州之中,雍州的得名足以表明《禹贡》写作于秦国在公元前677年徙雍之后不多久。此时是孔子将要出世之时。其三,《禹贡》对于楚国南部和吴越地区的山川,认识模糊,正是足以证明写作的年代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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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顾颉刚、侯仁之等提出,《禹贡》“是公元前第三世纪前期的作品。”成书年代“较秦始皇统一的时代约早六十年”,(顾颉刚《禹贡》注释)作者可能是秦国人。这就比“大禹手书”说拉下了近两千年。比“西周”说拉下了七百多年;比“孔子编定”说拉下了二百多年。
其一,认为九州是在战国的情势下产生的。九州和五服分内外两部分说,要到战国中期才有可能出现。《吕氏春秋·有始览》说:“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为荆州,楚也。北为幽州,燕也。”
这样,中国领土的幅员和疆域,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禹贡九州的地域。《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280年以前的疆域概念。其二,五服制度在西周时代实行过,到战国消亡;九州制度是由战国开始酝酿,到汉末而实现。《禹贡》里把落后的制度和先进的理想一齐记录下来了。因此,此书写于两种制度交替之时,更合乎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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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夫差开的人工河道,距《禹贡》时代已远,所以《禹贡》作者的记叙中,把它当做了自然河道了。也即沟通泗水和济水之间的运道,是战国时吴王夫差所开,《禹贡·徐州》里记为:“浮于淮、泗,达于河”,忘记了它是人工运河。
其四,中国之由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梁州的贡物有铁和镂,亦即边远地方出产钢、铁,这只会是战国时期的书。其五,《禹贡》中大一统的思想这般浓重,应该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思想准备。
第六种,新近史念海先生提出《禹贡》“为战国时期的著作,其成书年代不应早于公元前482年,亦即周敬王38年和鲁哀公13年,吴晋黄池会盟之年。……这是最早的极限,……还应在公元前403年之后,……即周威烈王23年三家分晋之后。……《禹贡》成书当出于魏国人之手。”
其一,徐州的菏水是《禹贡》成书年代的最早极限的标志。《禹贡》中说:“浮于淮泗,达于菏。”菏水是一条大致东西向的人工河道,是吴王夫差和晋侯在黄池会盟而开凿的。吴晋黄池之会是公元前482年,《禹贡》中记录了这条河,必成书于此年之后。
其二,“扬”和“越”乃是字的声转,实质相同。越灭吴在前473年,下距三家分晋尚有五十多年。《禹贡》九州中列入影射越国的扬州,说明其成书年代不能上推到战国之前。《禹贡》冀州影射的是三家分晋之后不久,著作年代不能早于前403年。
其三,“西河”的名称是魏国人的口吻。“西河黑水为雍州”出自魏人。《禹贡》运道中心的都城是魏国都城——安邑(河南夏县),这里也是先前的禹都。《禹贡》也就假借这个传说中的禹都,绘制以安邑为中心的大一统事业的宏图。以上六种意见,都各自有一定道理,尚待深入研究,方可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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