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范仲淹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中所起到的作用
上行下效，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北宋官场逐渐形成了不知变通、因循守旧的风气，对于统治者而言，这样的官僚体系有好有坏。好处自然就是官员都满足于现状，没有人会想着造反，但坏处就是这样的官僚体系并不能做多少实事，社会矛盾逐渐加深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
范仲淹就是北宋中期思想和政治变革的先驱者之一。
北宋统治者自身基于现实需要和当下环境所作出的主动选择
如果说北宋初期的统治者更在乎自己的统治会不会被兵变推翻，那么北宋中期的统治者就更需要担心自己的统治会不会因为民众不堪重负难以维持下去。
长期不善于变通的北宋官场，根本无法应付北宋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北宋建立初期，出于拉拢的目的，给了官僚系统极高的待遇：全国十之七八的土地，都归官僚系统所有。然而供养这个庞大系统的赋税，却要由普通民众来承担。
如此庞大的负担，让北宋民众苦不堪言，百姓活不下去，自然要另谋生路，于是不少农民选择了最常见的一条路：起义。一次两次的起义，统治者并不会放在心上，反而会认为是当地民风有问题。
但长期大量的起义出现，让统治者不得不重视起来。虽然统治者未必能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不过其一定会寻求解决之道。
因为担心武官会影响到宋朝的统治，宋太祖成立宋朝后，不仅推行了“清静无为”的思想，还大力重文轻武。前者导致了北宋官场的碌碌无为，后者则推动了北宋文学和教育学的发展。
在重文轻武的政策影响下，不少有实力的家庭都选择大力培养自己的孩子走上文官之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很多士大夫阶级的子弟都培养出了强烈的责任心和报国热情，范仲淹只是其中之一。
在责任心和报国热情的驱使下，这些未来的士大夫阶级的主流们纷纷认为自己应该为维持北宋统治出一份力，开始从各个方面寻求解决当下朝廷面临问题的方法。不管这些方法究竟是否适合当时的情况，但这起码给了北宋中期统治者很多的方向和选择。
鉴于长期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北宋时期的政治氛围十分宽松，文人们有很多途径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不用担心出现“文字狱”的问题。所以统治者不仅可以得到很多方法，而且还能听到这些方法的来源和分析。
为了在统治者面前推广自己的方法，众多尚未入仕或入仕不久的文人学子们都选择引经据典，用古书中的例子来劝说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引用先人案例，北宋文人中掀起了一股翻阅古籍的浪潮，这也为中期儒学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众多可供选择的方法中，北宋统治者最终选定了复兴儒学这条道路。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十分适合用来教化当时众多选择起义的农民，同时儒家的纲常伦理、宗法秩序等内容也特别适合用来集权于中央，这简直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的制度。
早期范仲淹执教期间振兴学风并成为了很多文人心中的良师
想要推动儒学复兴的具体进程，只靠统治者的倾向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有一个具体的执行人或者引导者开始这个工作，才能一步步将它演变成一种风气。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起于宋仁宗时期，范仲淹等人是这场运动实际上的发起者，很多人认为范仲淹对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贡献是从发起庆历新政的改革开始的。但事实上，范仲淹早在刚刚入仕不久，就为这场儒学复兴奠定了不小的基础。
多年苦读后的范仲淹，中了蔡奇榜乙科第九十七名，自此成为了一名进士。起初，范仲淹被任命为一个九品小官，主要负责讼狱和案件相关的工作，后来范仲淹因刚正不阿名声在外，渐渐升了官，得到了北宋高层的青眼。
在范仲淹小的时候，因为父亲早亡，无依无靠的范母只好带着范仲淹改嫁，范仲淹也只能改名为朱说。等到范仲淹升官后，对这些事情终于有了话语权，才将名字又重新改了回来。
本来范仲淹的仕途十分顺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范母在范仲淹调任兴化县令后不久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范仲淹必须辞官丁母忧，虽然也有一些人走门路不遵守这个规矩，但一生秉公守法的范仲淹选择了依循规矩做事。
就这样，范仲淹辞了官，来到南京应天府为母亲守孝三年，这是范仲淹个人仕途的一次挫折，但却是北宋儒学复兴的一次重要转折点。
应天府的知府晏殊对范仲淹的才名素来景仰，一听说范仲淹到自己的治下丁母忧，当即决定邀请他到应天学院担任教席。彼时宋朝曾有过这样一个规定：“非‘官学’出身不得入仕”。所以像应天学院这种“官学”里的学生，大多是后来文臣的骨干。
在这里，范仲淹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人格魅力征服了不少的学生，他意图用这种教育未来国之栋梁的方式矫正世风，先是严以律己，再引导学生们崇尚高尚的品德，从而达到自己改变官场现状的目的。
当时的范仲淹或许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努力，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真的能做到。自范仲淹开始，全国各地都开始整顿学风，一时之间，范仲淹无意中成为了天下文人的典范，引领了无数学子争相效仿其学风。
这次类似于思想启蒙的整顿学风运动，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极为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但却被很多历史学家所忽视。范仲淹在其中所起到的领头羊作用，也鲜少有人提及，不过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想必范公并不会在意。
进入权力核心后范仲淹积极倡导庆历新政改革运动引起轰动
丁母忧结束后，范仲淹重新回到了朝堂上，有了之前做教席时积累的名声，他虽然人一直不在官场，盛名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在文人学子们的大力追捧下，范仲淹靠着这样的声名和自己的努力奋斗，很快晋升到了北宋高层的位置。
晋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后，范仲淹开始真正站在高层的位置为民做实事。当时开封府是北宋的京城，范仲淹在京城内大力改革，做出了不少整顿行动，同时剔除了很多之前留下的弊政，很快就将京城治内的区域整改成了井然有序的样子。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君”、“希文”，指的都是范仲淹，其中“希文”是范仲淹的字。
将自己的工作做好的同时，范仲淹并不满足于当下的成就，他想要做的，是挽救全体北宋子民，所以他很快上书，对当时的宰相吕夷简提出了批评。
吕夷简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是不折不扣的官宦子弟，更是北宋腐朽落后的官僚制度的受益者。在吕夷简担任宰相期间，多任用自己的亲信，用人制度十分混乱，虽然他个人从中获利不少，但对北宋官场而言，这是一桩灾事。
看不惯此事的范仲淹和吕夷简之间进行了一场拉锯战，史称“景祐党争”。在这次争斗中，范仲淹因秉公直言多次被贬，后来吕夷简也被免去了宰相的职务，可以说双方都没有获得彻底的胜利。
但这次争斗让天下文人们看到了希望，也让他们明白了士大夫阶级并不全都是尸位素餐的酒囊饭袋，更明白了文官也不可以一手遮天，只要有决心有毅力，一样能斗得过那些只知一味收拢权柄的文官。
等到范仲淹被贬谪，再次被仁宗叫回京城后，又开始针对北宋朝廷的现状提出进行“庆历新政”的改革。在庆历新政改革中，范仲淹指出了冗兵冗政的弊端，同时提出了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政策，力求一次性解决问题。
早已不堪重负的北宋朝廷急需这样一个政策来减缓民众的负担，所以仁宗很快就开始推行这一政策。庆历新政让本来就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文人学子们更加兴奋，这场改革声势浩大，并且获得了除顽固守旧派以外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然而在封建社会，只有民众的支持是不够的。顽固守旧派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占据了北宋社会绝大多数的话语权和财产，在他们的抵制下，庆历新政改革最终也没能成功。
范仲淹所行取得的成果以及对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起到的作用
虽然庆历新政的改革最终失败了，但是范仲淹引领的这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开化了民众的思想，让大家意识到现状是可以改变的，政策也是可以改革的。
可以说，这次庆历新政改革，为日后的王安石变法等北宋中期儒学复兴做出了一个极好的开端，至少庆历新政的部分成果让统治者看到了挽救朝廷的希望，所以后来才会对儒学复兴加以支持。
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改革，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更是北宋改革之风的开始。虽然这次改革只推行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但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道路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不可忽视的一笔。
除了庆历新政的成果外，范仲淹还在文学和教育学上对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贡献颇多。
作为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词句的大家，范仲淹的文学造诣极高，再加上其作品中散发着的浓浓爱国热情和济世情怀，他的作品无论是从文字内容上看，还是从思想高度上看，都极具感染力，是难得一见的佳作。
在散文创作上，因为范仲淹文章陈述时政，逻辑严密，说服力强的特点，和儒学的许多著作如出一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儒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文人学子们因为闻其名，所以观其文章，进而被其文章吸引。在接受了范仲淹这种叙述方式和文体后，再去接触儒学经典，会更容易接受和吸收。虽然这未必是范仲淹刻意所为，但这确实是他所作所为起到的作用，应当归功于他。
在诗歌创作上，范仲淹也同意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不赞同无病呻吟的诗歌创作，这和儒学更关注治国纲要的理念不谋而合。尤其是范仲淹创作的诗词歌赋大多和报国情怀相关，更是极大地为儒学的复兴繁荣做出了贡献。
此外，范仲淹在北宋教育学上的贡献也是对儒学复兴起到了极大作用的一位。即便后来范仲淹晋升到了北宋高层后并没有多少余力留给教育学，但此前他在应天学院期间留下的许多办学方法和策略，给北宋的教育学带来了极大的进步。
继承了儒家正统思想的范仲淹认为，办学不只是教学，还是治国救民的根本手段和最重要途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范仲淹对教师力量的选拔特别看重，提出“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这对北宋的教育学影响深远，更为后来的儒学复兴提供了基础。
范仲淹一生为国为民，至死也没有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这也是如他一般的“圣人”们最大的遗憾。幸好后来的王安石等人接过了接力棒，将儒学复兴之路延续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