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臣上位，武者没落？浅析宋朝初期的“文武之策”

可并不是所有的朝代都实行这样的政策，在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皇权也更替频繁，相比较政治而言，武装力量才是皇权的根本，拥有军权也就拥有了皇权。

当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政策区别于任何一个朝代，直接导致了宋朝的历史地位也颇受争议。

一、黄袍加身，对武人的警惕

1.多次见证禁军拥立

唐朝末期，皇帝的影响力越来越低，各地强大的藩镇将领开始割据势力，自立为王。最后唐朝皇帝被迫禅让帝位，唐朝盛世结束，开始了五代十国的混乱统治。

自五代以来，各地强大的藩镇势力不断以兵力渗透中央，导致皇城的禁军规模不断壮大，实力也空前强大。从这个时期开始，后唐明宗李嗣源、末帝李从珂、后周太祖郭威等皇帝都是由于得到禁军的拥立登上皇位的。

在各势力争夺皇位的时间，赵匡胤还是军中一个低级的军官，因协助郭威夺取政权有功，被提升为殿前都点检，由此开始掌握了禁军的最高指挥权。

取得了禁军的指挥权后，赵匡胤的势力开始逐渐扩大，最后因周恭帝年幼即位，根基不稳，在禁军拥立之下，赵匡胤令周恭帝禅位，自己做了皇，改国号为宋，自为太祖。

宋朝建国的初期，赵匡胤对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非常的忌惮。这些统帅都跟随赵匡胤多年，大部分都是赵匡胤称帝前的结拜兄弟，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禁军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匡胤的夺权活动中均有极大贡献。

2.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虽然在这些功臣的推举下成为了皇帝，但他见证了太多次皇权更替，对禁军也是非常的忌惮，尤其是这些位高权重的禁军亲信将领。这些将领毕竟手握兵权，又功勋卓著，所以赵匡胤并没有采用极端手段，而是顾及的多年的兄弟情谊。

赵匡胤在赵普的建议下采用了怀柔的政策，解除这些禁军大将的兵权。关于释兵权的形式，是不是设宴杯酒释兵权，虽然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确定的，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赟、罗彦环、张令铎等开国的禁军大将被解除了兵权。

这一措施显示了赵匡胤结束五代以来武人干政风气的决心， 开启了宋代偃武兴文的时机。也为宋朝后世将帅各守外藩，武人不得干预中央政治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赵匡胤收回了高级将领的兵权，又力图通过制度改革来从根本上防止武人专权。赵匡胤在中央建立枢密院和三衙，而从太宗以后朝廷又以文臣统兵， 而形成了以皇帝为最高统帅，直接掌握军队的建制、调动和指挥大权。

天下军权三分， 即枢密院、三衙和率臣相互制约的军事领导体制。这样，统治者巧妙地将兵权一分为三，“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率臣有作战指挥权而“不得专其兵”,使军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从根本上将武将专权的可能性被遏制。

二、重文轻武

1.文臣上位，武者没落

宋朝的枢密院是中央掌兵机构，在宋代以前的朝代，掌握兵权的机构基本都由武将担任，但赵匡胤称帝后对武者的忌惮太深了。

为了平衡武将的权利，他在枢密院中安置了大量的文臣，其数量基本与武将持平，不论正副职，武将都略多于文臣，还能基本保持武将对国家军队的基本调度；但从宋太宗时期开始，枢密院的文臣数量逐渐超过武将，而武将的职位也多为副职，没有实权。仅仅经过几十年的更迭，宋朝的武将便退出了权力中心。

武将在统兵体制中的地位下降其实并不影响整体的军事实力，但随着宋代历代皇帝对重文轻武的愈演愈烈，武将对军队的指挥权也逐渐丧失。

淳化五年，为镇压四川王小波、李顺起义，特命参政知事赵昌言出任川陕两路都部署，节制当地所有的统兵武将和宦官，至此开始参用文臣充任各地统兵将领。

澶渊之盟以后，文臣获得最高指挥权，以文驭武的方针贯彻于各地统军系统之中。

不仅如此，从赵匡胤开始，取消了藩镇领有支郡的权力，在对地方的行 政管理方面逐步起用文人取代了武人。

到太宗时期，地方藩镇的人事任免权也被完全剥夺。藩镇赖以生存的地方财赋大权也被委之于文官，并收归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藩镇的财权被削弱了，中央的财权得到了加强，藩镇割据的物质基础不复存在。

宋朝初期，通过对藩镇和节度使得这些限制性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中央集权强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以文制武的体制下，武将也逐渐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这也导致了宋代后世军事部署能力降低，军事行动过于繁杂，从而出现了屡战屡败的局面。

2.猜忌与纵容并存

宋朝初期另一项独特的政策是对武将的猜忌和纵容，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政策结合在一起。赵匡胤在位期间，武将的地位相对较高，除了一些具有重要兵权的将帅外，大部分的普通将领都没有变化，赵匡胤对他们也比较相信，尤其是地方将领，还给予了一定的自主权，只是将军权的归属收到中央。

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中央的进军将领受到严格的监管和限制，但在中央之外的地方军事将领却拥有非常大的权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太祖对武将没有猜忌。

因为中央对武将的猜忌，导致对武将的诬告成风，赵匡胤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张琼因得罪奸佞文臣，遂被诬告私养部曲等罪名，结果太祖不经取证就将张琼拷打致死。事后才知道张琼仆从不过三人。虽然张琼冤死狱中，但赵匡胤没有觉得自己的做法有错，可见其对带兵将帅的警惕和猜忌。

宋朝初期的统治者在政治上猜忌遏制武将的同时，又在物质上乃至刑罚上姑息宽纵武将，看似矛盾的政策实际也是抑武政策的一部分。

赵匡胤就对许多高级将帅的行为非常宽容，诸如欺压百姓、克扣粮饷、抢掠民女、借钱不还等行为还采取了容忍和姑息的态度。

三、重文轻武的历史原因

1.膨胀的武将集团

宋朝初期，统治者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势力膨胀的武将集团，赵匡胤就亲历了多次军事政变，自己也是拥兵自立，对军队的重要性比常人有更深的认识， 对军队的威胁也有更深的警惕和戒备。虽然赵匡胤已经登上皇位，但降低武将集团的威胁，维持皇权的稳定才是统治者忧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改变五代以来骄兵悍将威胁中央集权的局面， 矫正社会风气， 统治者遂全力强化中央集权，“怀黄袍加身之疑，以痛抑猛士”,确立了重点防范和限制武将的政策和崇文抑武的导向。

由于五代时期武将的势力已发展到顶峰，所以要彻底扭转局面就不得不“下猛药治顽疾”，但是矫枉过正也往往产生于此。

2.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宋朝初期，抑武政策的确立还有着更深刻的背景。封建社会建立以来，皇权的强化是一个总体趋势。

自秦汉建立起集权帝国取代了殷周之际的部族联合，门阀阶级站上历史舞台，成为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政治体系。到隋唐时期门阀逐渐衰落，但是藩镇节度使的势力又逐渐强大，军阀代替门阀成为左右政权的力量，并且在五代时期极端膨胀，皇权受到严重挑战。

可是，恢复和巩固封建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所以，加强皇权的力量，削弱权力集团的势力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总结

宋朝初期的“文武政策”虽然达到了统治者防止武将叛乱的目的，但综合来讲，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毕竟抑武政策还使武人地位空前降低，素质下滑，也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畸形的扭转，尚武精神严重缺失，世风日趋文弱，并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

2.《宋论·卷2》

3.《宋论·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