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业七年开始,隋炀帝四年间对高丽用兵超过百万,虽兵锋直逼平壤,但终不能克,最后惨淡收场。杨广年轻时统军的机敏到了这时候消失殆尽,成为回忆。在远征高丽战场上先失人和;驱重兵、劳重役、民心尽失,民变不断,后失地利;被高丽王高元诱敌深入,“设伏兵大破之”。水路俱败,可谓匹马无还。
隋朝远征高丽
比战场失利更为致命的是,由于远征高丽所费巨大,国内民间财富被征调一空,百姓负担沉重,早怀反叛之心,隋朝根基已动。
大业七年,山东人王薄起兵反隋。
大业九年,运粮官杨玄感在河南起兵,从者如云,每日接纳千人。
大业十一年,汹汹民乱已遍布全国,泱泱隋朝被烽烟笼罩。造反的队伍比起隋唐演义来只多不少,整整一百几十路。隋朝也在远征高丽后,被李唐父子夺了江山,轰然倒下。
到了唐太宗时,高丽借华夏内乱已成气候。不但镇压了小国新罗,联合了百济,还将势力扩张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隐隐间,高丽已超越百年匈奴,成为唐朝边境大患。唐太宗的卧榻之侧,连兄弟都不容,其容高丽酣睡?”
于是,唐太宗决定御驾亲征。同时吸取隋朝失败经验;减少远征人数,选择精兵悍卒,快速突进,速战速决。
但是,咱们的天可汗未免小觑了高丽。一位多年前参战的亲信曾劝阻唐太宗,说高丽山高路远,粮草难运。高丽坐拥地利坚城,恐怕急切难下。太宗哪能听得进去?别说一位老军士,就是魏征也不行。更何况老魏已经作古。太宗铁了心要让棒子们see see什么是六亲不认,刀枪无眼。
御驾亲征前,唐太宗信心膨胀。对担心他而落泪的太子说;别担心,战事很快就会结束,甚至我身上的袍子都不用换。
确实很快,唐太宗伤心的很快,并且很痛。
公元645年5月,唐太宗领军20万兵发辽东,迅速突破辽东。一个月后又乘锐拿下安市,将战后烧至高丽境内。高丽王确实不是李世民的对手,也根本不在一个竞技层面。绝望之下,高丽王下令坚壁清野,烧毁唐军进军沿途几百里内一切房屋、粮草,带走补给物品,掩埋水井,专心做硬壳乌龟去了。
而随着战线拉长,唐军的补给却愈发艰难,士卒在饥一顿饱一顿中消耗着仅存的体力。唐太宗面对胶着的局势也是无计可施,那件信心饱满的袍子直到破损严重也没换下。
最终,唐军因为补给断绝,引军回国,远征高丽二次失败。这时的唐太宗很是想念铁面直谏的魏征,感叹自己的轻率。
以唐太宗的雄才伟略本不该如此黯然离场,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轻敌。是一种对局势做出盲目乐观的错误估计,这种错误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极其要命的。要军士的命,也要军队的命。
太宗驾崩后,唐高宗即位。这时的高丽明显已经找不到东北在哪了,玩起了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权力游戏。
乾封元年,老高丽王咽气。他的小儿子趁即位的哥哥出城巡查之时,起兵反叛;高丽的盟国百济也发生内乱。
唐高宗借机发动自隋朝后的第三次高丽远征。这一次,唐高宗联合被高丽镇压的新罗王,派出名将李绩,狠角色薛仁贵(该君曾于险峰之上逼迫数千战俘跳崖),前后三十余战,一路平推,直逼平壤。并在一名投诚僧人作为内应下,打开平壤城门,生擒高丽王泉建男。受降高丽一百四十余城,置安东都护府,彻底荡平高句丽。
从隋炀帝大业七年,到唐高宗二十年,两国两朝半个世纪的恩怨战争,终于以唐朝完胜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