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绢丝案，牵动国家的各个阶层，最后的解决方法非常睿智
明朝中后期的税收是很重的，所以清朝康熙为了稳定汉族人心，才会提出“永不加赋”的承诺。
此时的徽州府税赋就很重，每年除了缴纳正税之外，还需要向南京承运库，缴纳一笔8780匹生绢的“人丁丝绢”税。
如果不是仔细人，肯定觉得每年需要缴纳的赋税都一样，不以为然。可是，帅嘉谟不仅天生对数字敏感，而且有强烈的乡土情结，他仔细演算后，意外的发现，徽州府这笔8780匹生绢的“人丁丝绢”税，是由他的家乡歙县独自承担的，徽州府下辖的其他五县（分别是黟县、休宁、绩溪、祁门、婺源），不用承担。
按道理，徽州府的这一笔“人丁丝绢”税，应该是由六县均摊，怎么只压在歙县一处呢？这件事关乎一县之民生，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隆庆四年（1570年），帅嘉谟经过一年的调查研究后，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提交给了应天府巡按御史刘世会。
就这样毫不起眼的帅嘉谟，揭开了接近10年，影响明朝各个阶层的“徽州绢丝案”序幕。
帅嘉谟的呈文，引起了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的重视。海瑞已经是名动天下的官员了，能受到这个弹劾嘉靖，坐过死牢的大人物重视，肯定不会就此了之的。
帅嘉谟在他的呈文中，主张既然是六县的赋税，就应该由六县共同承担，不能只让歙县承担，何况歙县已经无辜的缴纳了两百多年了。
他的主张，马上引起了其他五县的不满，要知道共同承担，就是要其他五县多交不少赋税，从官员、胥吏到乡绅、百姓都坚决反对。这六县开始为了各种的利益，动用各种关系，徽州府不比其他小地方，在朝中做过官的极多，很多手眼通天，能力巨大，动辄攀扯上朝中的大人物。
应天府接到呈文后不久，指示六县合议。六县开始刀光剑影的对弈，首先是绩溪发表申文，然后苦主歙县回击。回击后徽州府和应天都不支持歙县，帅嘉谟就上京（南京）告状。
隆庆五年（1571年），帅嘉谟告状后，终于得到了都察院的答复：“均摊赋税到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眼看大功告成了，歙县的大红人帅嘉谟却不敢回徽州，逃到江夏避祸了。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五县这样无缘无故的要多交不少税赋，能饶了帅嘉谟，不少人要干掉帅嘉谟这个“罪魁祸首”。随着帅嘉谟的出逃，徽州绢丝案，也不了了之。
万历三年（1575年），沉寂了四年的案子又开始激发了。期间帅嘉谟被捕、六县乡绅团战、六县民众大辩论、查阅县志府志和《大明会典》、皇帝下圣旨、成立调查团、进京查阅原始档案（黄册）、民间暴动、民间私斗、成立自治政府、户部尚书辞职，兵备道协济，议定解决方案……
要多复杂又多复杂，要多热闹有多热闹，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府，无不被折腾得奄奄一息，生不如死。但是，问题还是要解决的。
万历七年（1579年），第五版解决方案出炉了，这个方案在各方势力不断妥协和折中出台的。歙县每年人丁丝绢税，少交2530两；五县原来不用交，现在也不用交；徽州府和兵备道抽出2530两，补歙县少交的税，冲抵账目。
最后的解决办法，可谓是皆大欢喜，也体现了明朝的传统特色，稳定是一切的前提。民间稳定，社会稳定，才能更好发展经济，发展国家。
旷日持久的徽州绢丝案，终于彻底的消弭了。中间多少波折，多少折腾，总算熬过去了，相信很多经历期间的人，一定百感交集、涕泪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