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最早认识“春”和“秋”，二者也是农业关键季节，故以春秋代称历史
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
这段话讲得很清楚，史官如同秘书，记载君王的言行，“左史”专门记“行”，就是“事”，形成的是“春秋”；“右史”专门记“言”，形成的是“书”。
“春秋”也有个发展过程。最初的历史，是口耳相传的民族史诗。到了夏、商、周三代，开始著于竹帛，镂于金石，这个时候叫“颂”——《诗》所收录的四十首周颂、鲁颂、宋颂是为此。再往后，衍为散文，即为“春秋”。
《孟子·离娄下》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讲的就是这个过程。
那么，古代为什么把某一种历史文献典籍起名叫春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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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大概有四方面因素——
第一，“春秋”这种历史文献，是按编年体叙事——这样的文本，以表示时间的“春秋”作“书名”最为合适。
第二，中国远古的先民，先认识东方和春、西方和秋；然后才认识南方和夏、北方和冬。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对“萅（春）”字的解释，就包括“东方”的含义。 商朝的时候，人们对四时和四方（包含代表四时的风）已经有了明确的区分。所以，以“春”和“秋”来“丈量”时间，就很正常了。
第三，既然“春”代表“东方”，“秋”代表“西方”，“春秋”就不仅是时间度量，还是空间表达。以“春秋”来记载君王“伟业”，再恰当不过。
第四，夏、商、周三代，农业是“国家”和民生的根本。《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周成王，说商王朝自祖甲以后各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周公认为，商末诸王的最大荒政就是“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注重农业生产，因此而亡国。 许慎《说文》对“萅（春）”的另一个解释，是“蠢”——因季节而众虫萌动，万物生发。对“秋”的解释，则是稼穑成熟，收获季节。据此可知，把“春秋”作为记载历史的一种典籍名称，包含着春种秋收，国之根本的含义。
综合以上四点原因，以致古人就将编年体记事历史文献称为“春秋”了。
需要说的是，孔老夫子并非是“春秋”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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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一，《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于周顷王六年（前613年）到周定王十六年（前591年）在位，他曾就如何培养太子一事征询史官 申叔时的意见。申叔时一下子列出了九种史官学术典籍——“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楚庄王薨，其后四十年，孔子诞焉（前551年——前479年）。显然，楚国太子读的《春秋》和孔子无关。
证据二，《墨子·明鬼下》记载，有某事“著在周之《春秋》”；某事“著在燕之《春秋》”；某事“著在宋之《春秋》”；某事“著在齐之《春秋》”。墨子言称：“吾见百国《春秋》。”
墨子生卒年月不详，但应该和孔子同时期。他能见到百国春秋，可见“春秋”不特孔子“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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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
证据三，唐刘知几《史通·六家》说：“春秋家者，其先出于三代。按《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目为《夏殷春秋》。”刘知几推定，“知《春秋》始作，与《尚书》同时。” 他认为，夏商之时即有春秋为名的文献典籍——夏商春秋。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此说可信。
概括一下——《春秋》这种编年体文体，为三代时各诸侯国普遍重视的记载历史的方法；其由世代相传的家族式史官完成；已知在孔子前已有诸多的各国春秋；孔子所修订的是《鲁春秋》——鲁国的编年史。
再后来，秦始皇的焚书令，使绝大多数“春秋”毁于一旦，孔子春秋只是幸免于难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