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商业发展迅速，市民阶层出现萌芽

作为我国历史上继五胡十六国之后的又一乱世，五代十国的存在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可谓是显得颇为籍籍无名。从变革力度来看，五代十国与春秋战国相比远远不及；从激烈程度来看，它与五胡十六国之间也存在一定差距；

而从传奇性来看，三国时代经过《三国演义》的推广之后，更是远远大于五代十国。但即便如此，这并不代表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当中就是无足轻重的。相反，五代十国时期的商业发展显现出异常璀璨的光辉。

一、五代十国时期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1、抑商思想在五代十国之前占据主流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文明我，我国历朝历代以来都以农业作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大计，保障农业的正常生产也一直都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心。反观商业，则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位。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再加上社会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导致当朝政府对于社会的掌控力度其实往往处于一个并不算十分严密的状态。

然而，商人本身却拥有极大的流动性，经常在各个地区之间辗转，这就增加了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最重要的是，商业本身所具有的营利性也容易促使大量农民放弃耕地、转而经营商业，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业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处于一个被打压的地位和状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人就已经饱受歧视，不受主流社会的待见。到了汉朝时期，汉高祖刘邦更是亲自制定了一系列打压商人的政策，如禁止商人乘坐马车和穿着华丽的衣服。

此后随着时间的发展，虽然朝代不断更迭，从西汉到东汉，再到魏晋南北朝，到了唐朝时期，商人的境遇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抑商思想更是在整个社会当中根深蒂固。

在唐朝律法当中曾明确规定：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其对商人群体的歧视以为展露无遗，李白便是这种规定下最为著名的受害者之一。

2、重商思想开始在五代十国时期兴起

但是，当时间来到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环境开始发生堪称翻天覆地的变化，商人的境遇也在这一时代浪潮当中得到极大改善。一方面，在黄巢之乱当中，原先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掌握着极大话语权的大量世家大族被连根拔起，所谓的贵族思想在整个中国遭受到巨大打击，社会的主流思想也伴随着这种变化而开始变得不同，对待商业态度的变化便是如此。

另一方面，由于此时身处乱世，没有一个足够统一的中央政权来对全国实施控制，儒家思想的局限性便在这种乱世之中体现出来——不再能够对人们施加足够强大的影响。而也正是失去了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的限制，人们对于商业的态度得以大为改观。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我国历史上一大乱世，五代十国的斗争其实也无比激烈。在短短五十多年间，中国境内先后出现了五个较大的政权，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以及十个分别割据于全国各地的小型政权，其中较为著名的便有李煜所统治的南唐。

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政权从建立到灭亡，几乎都处于连年的战争当中，国家对于财政的需求达到一种极为迫切的程度，仅仅依靠农业显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当时五代十国时期的许多政府都对商业保持一种较为扶持的态度，这就为商业发展营造了一个相当良好的环境。

最后，五代十国本身的政治环境也要求人们通过发展商业来维持本国内部社会的稳定。作为一个面积辽阔的大国，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地理风貌差距极大，不同地区所盛产的物品也因此各有不同，如沿海地区盛产盐，蜀地的丝织业和茶业则一直以来都在中国内部享有盛名。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本国内部的生产力，那么显然无法满足全国人的需要，在某种必需物品陷入严重不足时甚至还会引发动乱。因此，当时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联通区域间的商业贸易，如后晋高祖石敬瑭便曾发布命令要求“自今后不得阻滞商旅”，充分反映出对商业发展的重视。

同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五代十国时期的商业发展开始呈现出一个相当突出的乱象——官商勾结。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说，随着世家大族在唐朝末年的黄巢之乱当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原先高官之间所普遍存在的对商业的鄙夷思想几乎消失，他们不仅开始亲自插足商业，甚至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来以权谋私。

另一方面，部分商人在这种思想较为开放、政府管制较为宽松的情况下，也得以积累万贯家产。而失去了传统儒家思想的限制，这些商人在花费大量财富后得以进入官场，从原先低贱的商人摇身一变成为高贵的官员，这是以往历朝历代都难以比拟的。

二、商人群体的势力随着时间发展不断壮大

1、商人们的商业经营活动促成了那个时代的繁荣

正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本身就是一个逐利属性极其强烈的群体。当身处五代十国这样一个适合商业发展的环境时，他们的商业活动也随之进入兴盛状态。虽然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处于一种政权林立的分裂状态，战争更是常态，但这并未断绝不同国家之间的商业交流。

据相关文献记载，后唐明宗曾多次下诏准许淮南地区的商人来到后唐地界之上，“兖州奏：密州淮口，准敕放过往来商客一千八十八人”。另外，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对外贸易在当时就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繁荣的程度，泉州地区更是专门设置了类似于市舶司一类的机构来招待外来商人，足以可见其对外贸易之频繁和规模之大。

也正是因为这些商人们的活动，五代十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繁荣的商业都市。其中既有着如扬州、杭州、成都这般早在唐朝之时就已经享有盛名的城市，也有着如福州、潭州、岳州等新兴的商业城市。

大量商人来到这些城市进行商业经营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以成都为例，当时的成都城内有着东、西、南、北四个日常性的市场，其内贸易的货物也种类繁多，花、蚕、锦、药等一应俱全，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

而从人口来看，当时的成都仅仅是在城市内部就有着不下十万户的人口，这不仅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再度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良性循环。

2、市民阶层在这一时期也趁势兴起

有关于我国历史上市民阶层开始兴起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尚且没有真正的定论，有的认为是宋代，有的则认为是在明代或者元代。但不管最后的结论如何，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在当时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市民阶层的影子。

前文已经说到，由于商业发展的繁荣，五代十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繁荣的商业都市。这些城市内部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相当兴盛，铸钱、陶瓷、茶业、纺织等都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大量劳动者外，这些城市凭借本身的繁荣吸引了大量消费阶层来到本地，如文人墨客、官僚、富商大贾等。

正是由于这种庞大的消费市场，五代十国时期的人们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粮食作物的种植，而是转向针对于不同的消费需求来调整商业经营活动。由于古代上层统治阶级对于花卉的需求量较大，当时便出现了专门的花卉种植业务。

对于这种现象，郑谷便曾在其诗中有着这样的描写：“禾黍不阳艳，竞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卖花人。”另外，也是在五代十国时期，原先用于限制商业发展的坊市分离制度也遭到冲击，不仅在市外可以进行交易，早市和夜市的出现也反映出了当时商业发展的繁荣。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市民阶层的力量愈发壮大，这也为后面宋朝时期商业繁荣的局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总结

总的来说，作为我国历史上相对来说较为籍籍无名的时期，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同样是一次社会变革的时期，尤其商业的发展更是在这一过程当中展现出了惊人的发展速度和巨大的变革力度。

正是由于人们的思想在五代十国时期发生巨大的变化，为后世宋朝时期的商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厚的经验，也促进了中国古人们的思想解放，使商业得以被放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地位。

同时，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认为五代十国时期是我国市民阶层崛起的开端，但市民阶层在这一时期的萌芽却是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