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郑和下西洋中断原因？是皇帝发不起红包？海权败给陆权
在历史上我国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陆权国家，但是也有海洋文化和航海事件，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文化和越文化就是典型的早期海洋文化，秦时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日本，三国时孙权水军抵达宝岛台湾，以及隋唐时期兴起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发达的海外贸易都是我国海洋文化发展重要过程。其中，最著名的，规模巨大的航海行动，当属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郑和下西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郑和下西洋是规模最大的航海活动，它所带的财物最多，船只规模最大，人数也最多。除此之外，郑和下西洋也是十五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可以说，在欧洲的航海行动进行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组织起像明朝那样如此规模巨大的航海活动。
但是，这样的航海行动，虽然是航海历史上的一个壮举，郑和下西洋真的给明朝带来了巨大利益吗？可能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首先，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上面它与欧洲的航海行动并不相同。欧洲的航海行动，为的是收敛财富，发现财富，或者说发现更多获取财富的机会，可是郑和下西洋虽然规模巨大，耗费了明朝很多的财力物力，但是它却没有什么非常重大的地里发现，也没有给明朝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经济利益。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只是耗费了明朝的国力而已。
“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这是在明史当中，对于郑和下西洋规模的记载，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明朝为了郑和下西洋所投入的财力物力。明朝给藩属国的赏赐，更是惊人，我们来看一组以下数据：
这是永乐三年，朱棣皇帝赏赐给日本国王的财富：赏钞五千锭，钱一百五十万,织金文绮，纱罗，绢三百七十八匹。次年,，又赏赐白金千两,钱一千五百万，锦，纱罗，绢四百一十二匹等。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钱五百万拧丝，纱罗，绢八十四匹。同年，赏赐占城国王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六年(1408年)，又赏赐黄金百两，白金五百两,锦绮纱罗五十匹,彩绢百匹。《论郑和下西洋》第377页。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单单给日本藩属国就这样巨大的财富，对于数目众多的藩属国，大明赏赐的财富，发出的红包可想而知，大明到底有多少藩属国呢？鉴于明朝藩属国的门槛很低，估计大明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藩属国？
明朝张變在《东西洋考》中，指出朱元璋即位指出，便有“命使出疆，周于四维，历邦国，足履其境者三十六，声闻于耳者三十一，风殊俗异，大国十有八，小国百四十九。”这么多的藩属国，让大明维持这么大的财政开销，打肿脸充胖子，厚往薄来政策，最终使明朝庭被迫中断远洋船队航行。
其次根据《明史·郑和传》的记载郑和下西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寻找建文帝和宣扬大明威德的说法，所谓“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通过这样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郑和下西洋并非是为了通过发达的海上力量和交通进行经济贸易并以此来提高明朝的经济实力，而是为了展现大明王朝本身的国力以及其他的一些与经济发展并不沾边的目的。
因此，在明朝的航海行动与在宋朝的海上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郑和下西洋虽然规模巨大，但是并没有给明朝的国力却并没有通过这次航海活动得到有效的提高，相反，在这次活动之后还有了减弱。
除去浪费了大量财力物力这一方面，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还引发了明朝的财政危机。实际上，在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当中，它所采取的贸易形势大多数都属于朝贡贸易。所谓的朝贡贸易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商品贸易对等的等价交换。我们从明朝王圻的著作中找到证据：
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代他物,官设牙行，与民交易,谓之互市，时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续文献通考》卷二六。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所谓的贸易，就是朝贡，是政府之间的事，完全阻断了民间和海外的贸易关系。它属于一种单方向的赏赐性质的贸易，虽然在这种贸易形式当中也能够带来其他国家的一些“产品”，但是这一类的“产品”大多数属于客观方面的。也就是说，这一类大多都是郑和到达某一个地方所吸收的当地的生产特点，这属于自然而然得到的而不是等价的商品贸易交换。
比如说大明王朝在陶瓷工艺的生产技术方面，在陶瓷生产方面，历史学家研究表明明朝工匠们使用由郑和下西洋而进口的苏勃泥青为呈色剂，形成了永、宣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又吸收伊斯兰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产生了新器型如扁壶、花浇等并且也产生了新纹样。
也有历史学家通过研究表明，我国陶瓷工艺当中著名的景泰蓝的发展也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所以，当郑和的船队到达某一个固定地点的时候，对于当地生产工艺的和学习成为了郑和下西洋最大的收益。但是在郑和获得如此收益的同时，它也将大明王朝绝大部分的财富通过赏赐的形式终于给了其他国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明王朝所承受的损失实际上远远大于其它的国家。如此一来，才会引发了大明王朝最后的经济危机。
郑和航海为什么中断呢？很多史学家研究得知，无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开海有利于贸易交流，却也迎来了倭寇和农民起义军余党的骚扰，造成明朝疲于防守；明朝同海外诸藩国之间的贸易是朝贡贸易，推行“厚往薄来”政策，加上郑和船队耗费巨大，将大明财富赏赐殆尽，后期明王朝财政无法支撑，皇帝给藩属国也发不起红包了，迫使后世皇帝停止远洋航行。
笔者认为，以上几个原因都是客观原因，最重要的还是主观原因，郑和下西洋虽然开阔了眼界，初步形成国人的海权观念，但是这种海权观念带有浓厚的农耕文明色彩，跟几千年的陆权传统观念根本不值一提，缺乏长久维持的动力机制，
也就是说，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利达王朝都奉行千年传统的“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施行“重农抑商”政策，加上早已形成了成熟的农耕文明以及其带有的强大的历史惯性，这是很难被游牧文化、渔猎文化或者海洋文明所取代的。正是这个强大的历史文化惯性，拖住了明朝水军向深蓝海洋进军的步伐。
此外，国人特有的世界观和儒家“华夷观”造成了国人对海外世界特有的认识，我们之所以叫“中国”就是中央之国，将中国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将大陆看成是地平大陆，这种思想也限制和束缚国人对外开拓。郑和下西洋奉承的是孔孟之道，主张用儒家传统礼仪来改造诸国，只要求在仪式上或者表面上归顺、宾服就可以了，并没有像西方航海大国一样，占有别国领土，或者作为自己殖民地。
关于海外国家，朱元璋曾这样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患中国者，不可辄自兴兵，肤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载一隅"彼不为中国患之，肤决不伐之” 《礼记正义》第246页。
可见，自大明开朝那天起，大明并没有征服海外国家的想法，而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无非就是寻找建文帝巩固自己的统治，扬我国威建立华夷秩序，给自己留个盛世的好名声罢了。
无论是成熟的农耕文明，还是重农抑商，儒家“华夷观”，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根深蒂固的陆权观问题，海权不敌陆权，天下大国，唯我独尊。
后世对于郑和下西洋这一件事情的评价上也是众说纷纭的。很多人赞同郑和这种不经磨难的冒险精神，也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是间接拖垮了大明王朝统治的举动。比如说蔡东藩就曾评价过郑和下西洋是：虽宣威异域，普及南洋，为中国历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属诸阉人，亵渎国体，毋亦太甚”。在他的观点当中，郑和下西洋完全是大明王朝的一种或幻性质的行动，事实上也是如此，郑和下西洋带给明朝的损失远远大于利益，他确实是间接的拖垮了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