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年帝统都以嫡长子为传世法，把帝统的决定权归诸上天，人间勿议，以维护帝统的稳定。

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一原则并没有很好执行，以秦、汉为例，“两代共二十六个皇帝，以嫡子继承皇位的只有西汉时三位；东汉竟没一位。

尽管如此，但它毕竟是嗣位继承的重要政治规则，还是具有不可低估的观念力量。

曹丕创作《典论》的真正动机，主要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也就是为其争夺继承权服务。

1、劝诫父母“立嫡以长”

当曹丕继承王位的欲望受阻以后，他通过《典论》的创作和传播委婉地规劝曹操、卞后和宫人，劝诫曹操的臣下，以春秋大义为准则，“立嫡以长”。

最重要的是试图说服竞争对手曹植，放弃权力争夺，发挥其自身才华的优势，“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如此，同样可以实现人生不朽。

曹昂亡后，曹丕成为曹操诸子中年齿最长者。曹操为公前，曹丕位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地位高于诸弟。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为魏公，若遵循“立嫡以长”的立嗣原则，曹丕是当然的太子，大概最初曹丕自己也如此认为。曹操却迟迟不立太子，对于身处其中的曹丕而言，漫长的等待无疑是难以承受的心理煎熬。

从建安十八年(213年)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去世，这段时间曹丕、曹植各树党羽，明争暗斗。

在立嗣问题上最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曹操和卞氏都偏爱曹植，当然令曹丕寝食难安。其间，曹丕虽被立为太子，若曹植能够自我砥砺，仍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曹丕心中对父母偏爱曹植不满，又不能公开表达，但内心对权力的向往又无法压抑，于是选择用文艺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通过创作和传播《典论》来宣扬“立嫡以长不以贤”的立嗣原则。

第一，希望曹操吸取前世帝王长子无辜身灭的惨痛历史教训。

在《典论·奸谗》一文中，曹丕列举历史上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王公长子或太子之事，希望曹操能够从中得到某些启示。

第一个事例：

伊戾为宋平公太子痤内师，因不得宠信，设计陷害太子痤，诬告“太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平公不辨真伪，诛杀太子。

第二个事例：

费无忌为楚平王太子建少傅。平王派无忌为太子娶妻，因所迎的秦国女子貌美，无忌为讨好平王，驰归报曰：“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平王没有推辞。此事过后，无忌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会杀己，乃在楚王面前谗言太子不满，楚王信以为真，迫使太子建逃亡。

第三个事例：

秦始皇长子扶苏与赵高、李斯不睦，高、斯贪恋权力，矫诏逼死扶苏，拥立二世。曹丕评道：“高、斯之诈也贪权”。

第四个事例：

江充以巫蛊害死卫太子。在这些先朝历史教训中，奸臣的谗言固然可恶，而身为帝王不辨是非，听信诬告，致使骨肉相残，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曹丕举这些例子的警示作用和劝说目的十分明显。

曹丕在列举这些不幸史实的同时，还别有用心地借“晨凫、北犬之献”的典故，赞扬魏文侯由立幼到立长为嗣的转变。魏文侯长子名击，封于中山，次子名诉立为嗣。击对此可能心存怨恨，三年之中不与父亲来往。击之傅苍唐劝其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苍唐之言触动击的思父之情。

他知道父亲魏文侯“好北犬，嗜晨雁”，于是派遣苍唐携往而献之。魏文侯深为所感，遂废少子诉而重立击为嗣。

曹丕选择这个故事，别有深意。曹操为魏公或魏王，所治之域乃魏文侯旧疆。虽然时代相去已遥，但同是魏之主人，魏文侯能够回心转意，曹操是否也能够坚定立长的信念？

第二，公开抨击妇人乱政，委婉劝谏母后。

《典论·内诫》曰：“三代之亡，由乎妇人。”曹丕从新近发生的袁绍、袁术、刘表的亡邦灭家出发，大胆抨击妇人与政。

袁绍因听从妻子的建议，以少子尚代长子谭为嗣，致使二子争国；刘表亦听信后妻蔡氏之言，亲近少子刘琮疏远长子刘琦，以致兄弟相仇。袁绍、刘表最后的结局都是“举宗涂地，社稷为墟”。

曹丕指斥袁绍“邪臣饰奸，二子相屠”；责备刘表“父子之间，何至是也”。

曹丕利用《典论》的传播不断强化这些败亡的事实，还说宠少子恶长子之事发生在普通百姓家庭，可能不会引起严重后果，“或在布衣细人，其失不足以败政乱俗”，但若发生在帝王之家则会危及社稷，故“斯有国者所宜慎也”。

曹操亲眼目睹袁、刘之覆灭，他决不希望身死如袁绍那样灭国受辱。曹丕的提醒，肯定会使其对近在眼前的教训有所深思。

在杨修因为曹植失宠被杀后，卞太后致书修母：“闻之心肝涂地，惊愕断绝，悼痛酷楚，情不自胜。”

卞氏应十分清楚曹植与杨修的亲密关系，她一方面是表达对杨修之死的歉意；另一方面，她可能是对曹植的失宠表示惋惜。

她已经知晓曹操此举的深刻政治意图，那就是进一步稳固曹丕的储君地位。

曹丕利用“立嫡以长”的立嗣规则一再为自己陈述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卞氏亦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若不是曹丕一再宣扬“立嫡以长”的观念，也许卞氏会道：“王自以爱，故用植为嗣。”

2、劝说曹植急流勇退

曹操认为曹植“最能定大事”，以至于“几为太子数矣”。建安十九年(214年)，曹丕兄弟博延英儒。丕早已耳闻邯郸淳之才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而曹植“亦求淳”。曹操亲自出面干预，“遣淳诣植”。邯郸淳《答赠诗》曰：“我受上命，来随临菑。”

曹操对植的偏爱可知。

母亲卞氏也因植为少子，“最爱之”。建安十八年（213年)，献帝聘曹操三女为贵人。

曹植《叙愁赋序》曰：

“家母见二弟愁思，故令予作赋。”在卞氏苦闷之时，曹植能够为其解忧。曹丕立为太子后，左右人等向卞后祝贺讨赏赐，卞后曰：“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遗乎！”

假如曹植被立为太子，不知卞后会如何表现？

曹植的文学才华应是时人中的佼佼者。曹丕不断地颂扬“立言”的不朽之功，就是期望曹植能够发挥自己的优长，专心务学，放弃权力之争。

曹丕颇为赞赏徐干的退隐，“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

出仕为官仅五六年，此前与之后，他过着“绝迹山谷，幽居研几”，或“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的隐逸淡泊生活。

曹植亦很赞赏他，《赠徐干》诗曰：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亮怀玙璠情，积久德愈宣。”

这看似突兀之笔，其实正是曹丕作文动机的流露，目的是再次强调其对徐干的褒扬，以宣扬其好恶。

明白地说，曹丕就喜欢专心著文、无心世功之人，希望曹植能“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要太过于追求功名，要珍惜光阴，安心著述，如此“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同样可以传千古而不朽，同样可以实现人生的追求。

曹植文才出众，却“无愿为世儒”，而是渴望“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愿得展功勤，屡力输明君”。

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退隐的迹象，他渴望实现自已的政治抱负，徐干所为绝不是他的人生追求。曹植以为舞文弄墨，作文赋诗，像扬子云这样的“执戟之臣”，还说“壮夫不为”，何况他“位为藩侯”，“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

曹植也考虑过著书立说，但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之策，“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史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只有当这些建功立业的愿望无法实现之时，他才会考虑文艺的事情。

事实上，曹植一生也没有忘记政治，以至于“汲汲无欢”而终。曹植的功名之心愈烈，曹丕愈会感到威胁。

鲁迅先生说：

“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

无论曹植是否认可或接受曹丕的劝说，但从实际效果看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曹操死后，当曹彰对曹植曰：“先王招我者，欲立汝也。”曹植答道：“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

3、告诫大臣要“善处骨肉之间”

曹丕十分重视与曹操的臣僚保持密切关系，时常能够曲礼事之。臣事君以忠乃为臣之大道。

曹丕曰：

“忠臣事主也，尊其父以重其子，奉其兄以敬其弟”，又希望他们“善处骨肉之间”。

曹丕对大臣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理所应当，他定是在警告丁仪兄弟不要背离这些原则。

曹丕毫不掩饰地批判那些“离父子，隔昆弟，成奸于朝，制事于须臾”的臣僚，“何进灭于吴匡、张璋，袁绍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于蔡瑁、张允”。

从行文的语气中可以看出曹丕的愤怒。其实，咒骂奸邪之人，还是希望能够引起曹操的注意。何进、袁绍、刘表的败亡故事，曹操不仅清楚明白，对他们失败的原因也会有所思考。

第一，赞扬先代大臣和美友于之功。

曹丕在批评臣子慕私利而忘公义，离间父子兄弟关系的同时，赞扬一些先代大臣，如袁盎、田叔、杜邺、韩安国等人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

曹丕不厌其烦地举出这些善于调解兄弟之间矛盾的例子，称攒“袁盎之谏淮南”、“安国之和两主”，很明显是要告诫丁仪兄弟等曹操的大臣要以之为榜样，不要过多地参与曹家的立嗣之争。

第二，赞赏儒家立嗣观念的维护者。

在中国古代皇权的争夺中，立为太子并非最后的胜利者，太子的废立有时仅凭帝王的爱恶一念。但“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动”。太子的废立牵涉到激烈的权力之争，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故有许多大臣从维护儒家的立嗣原则出发，强烈谏阻废除太子。

像仓唐、史丹、周昌、叔孙通、车千秋等都敢于向人主力谏以维护太子的合法地位。

在曹丕争夺继承权的过程中，一些固守儒家立嗣传统的大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曹操为立嗣以函令密访于臣下，尚书崔琰露板答曰：

“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

尚书仆射毛玠向曹操密谏曰：

“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待中桓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

显然，曹操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

袁、刘覆亡之事发生不久：

“必然盛传于人们的口耳之间，特别是较近的荆州刘琦、刘琮兄弟，不但事后作为教训，即在当时人们也看出这是荆州的危机”。

第三，曹丕与大臣合谋劝说。

曹丕为争嗣之事，曾遣人专门请教贾诩计策。曹操尝屏除左右问贾诩定嗣问题，诩默然良久。

操又问之，乃日：“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贾诩此论，与曹丕《典论》之《奸谗》、《内诫》等篇对袁绍、刘表的抨击十分合拍。

他们之间应该有某种默契，或者是共同商议过以袁、刘之覆亡来劝谏曹操。曹丕即王位后，任贾诩为太尉，“首登上司”。

4、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

《典论》中曹丕批评、反对的事情，也是其政治主张的反映。

他对汉末的昏政予以抨击：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这种人伦败坏，社会混乱的局面是曹丕致力要纠正的。即位之初，他就开始削夺宦官的权力。

显然，曹丕对自己所著《典论》十分看重，“集诸儒于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典论》传播的范围亦很广泛，相国钟繇、大理王朗这些海内英儒，国家柱臣，“咸归太子巍巍之美，叙述清风，言之有永，听者欣欣，忘日之夕”。

卞兰读后赞曹丕“著典宪之高论，作叙欢之丽诗。越文章之常检，扬不学之妙辞”。

黄初中，孙权遣使贡献，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后因孙权不服，再“颁《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也”。

可见，《典论》在曹丕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魏明帝时，下诏三公曰：

“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

《典论》的创作和传播为曹丕的政治活动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

曹丕不仅借机宣传自己，还向曹操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同时聚拢人心。

《典论》一出，追随曹丕的人对其大加赞赏，“慈孝发于自然，仁恕洽于无外。是以武夫怀恩，文士归德”，其政治目的昭然若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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