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骄于士大夫是导致其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羽其人
关羽从家乡河东解县前来涿郡投奔刘备，是出于“亡命”，这个词当时具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一般说来，都是贬义词。《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说：“朗父名宜禄，……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注引王隐《蜀记》也说：“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据裴松之注，此事还见于孙盛的《魏氏春秋》。《献帝传》、《蜀记》、《魏氏春秋》三书皆记有此事，应该是真实的。
当围攻吕布于下邳戎马倥偬之际，关羽却多次乞求曹操，城破之后希望得到秦宜禄之妻杜氏，情急之态可以想见。这可引起曹操的怀疑，杜氏必然有“色"，或者还是非同一般的“异色”，因而城破之后，曹操抢先一着“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看来，杜氏的确是一个十分美貌的妇女。这里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仅是在于强调关羽这个“亡命”之徒的个人性格。
据《后汉书·刘陶传》，当时的“剽轻剑客之徒”，其一面是“亡命奸臧”，另一面则是“气力勇猛”。关羽既属于“亡命奸臧”，当然也“气力勇猛”，所谓“关羽、张飞皆万人敌”，“关羽、张飞勇冠三军”，“关羽、张飞熊虎之将”。这是出自曹操的重要谋士程昱、刘晔，以及孙权大将周瑜之口，也完全反映了关羽“气力勇猛”的特点，也是这个时代“亡命”的性格。
《三国志·蜀志·刘备传》说：“琮左右及荆州人士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十余万，……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又说：“适与羽船会，得济河，遇表长子江夏太守琦，众万余人，与俱到夏口。”
关羽
同书《诸葛亮传》也说：“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这里的“船数百艘”当然是战船，即所谓“水军精甲万人”，说明赤壁之战前关羽掌握了一支精锐的荆州水军，这是后来关羽镇守荆州的主要军事力量。
不但军事力量原为刘表所部，即关羽重要幕僚也多为荆州人士，或本为刘表属吏。如廖化，《三国志·蜀志·廖化传》说：“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羽败，属吴。”襄阳是南郡的一县，南郡属于荆州，说明廖化是荆州人士。又如潘濬，《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说：“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孙权袭羽，遂入吴。”
同书《吴志》的《潘濬传》也说：“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也。…..年未三十，荆州牧刘表辟为部江夏从事。……刘备领荆州，以溶为治中从事。备入蜀，留典州事。”武陵郡属于荆州。潘濬本为刘表的江夏部从事，应该是江夏太守刘琦的属吏，后来才成为刘备统治下的荆州治中从事，当刘备入蜀之后，更主持荆州事务，即所谓“留典州事"。
《三国志·蜀志·刘备传》说：“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当刘琦是名义上的荆州刺史之时，刘备与本属刘表的荆州水军，以及重要僚属之间，尽管存在矛盾并不突出，一旦刘备代替刘琦成为荆州牧，情况当然有所变化。如何协调这种矛盾，避免激化，对于镇守荆州的关羽来说，所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
刘备入蜀是在窥伺刘璋所统治的益州，实现《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策划。当时留守荆州的主要是诸葛亮，待益州情况紧张，诸葛亮也率领张飞、赵云入蜀，关羽开始成为荆州唯一的统治者。
刘备
除上述内部矛盾外，荆州还存在严峻的外部矛盾。赤壁之战后，刘备和孙权分别占有荆州的一部分，“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备遂割湘水为界”。此外，曹操也据有荆州的一部分。因而，关羽在荆州，除孙权外，还得对付曹操。
“结好孙权”是《隆中对》中最为重要的策略，为诸葛亮一贯坚持不渝的。至于对付曹操，《隆中对》也说：“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跨有荆益"，不但指占有荆州和益州，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安定荆州和益州，即所谓“内修政理”。
一旦“天下有变”则由荆、益两路出兵夹击曹操。诸葛亮所谓“天下有变”，指曹操之死和魏国内部的混乱，否则不能轻举妄动。诸葛亮这个策划既立足当前，更展望将来，当前是守，将来才是攻，无疑是十分英明的。但是，导致这个策划破灭的原因之一，即是关羽镇守荆州所造成的失误。
关羽的死因
《三国志·蜀志·关羽传》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尽管这是《蜀志》的夸大之词，但无疑这次进攻曹操的战争是关羽挑起的。
按照《隆中对》的策划，首先必须等待有利时机，即曹操之死和内部混乱，其次则必须荆州之军指向宛、洛，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实行两面夹击，方有可能击败曹军。关羽这次从荆州进攻，有利时机并未到来，因为曹操仍然健在，亦非两面夹击，益州并未出军秦川，很可能这是一次关羽背着诸葛亮的军事行动。
于禁
《三国志·魏志·于禁传》说：“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唯庞德不屈节而死。”
同书《徐晃传》“复遣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十分明显，曹仁被围于樊城，于禁投降关羽，庞德被俘而死，曹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霖雨，汉水溢”，曹军又缺乏水军，而关羽却可以“乘大船攻禁等”，说明这是老天爷帮了关羽的大忙，并非关羽在军事上有过人之处。当时曹操的谋士蒋济和司马懿就说过：“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攻战之失。”尽管老天爷帮忙，关羽仍一直没有攻下樊城，说明所谓“威震华夏”，完全是出于刘备方面的虚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正如蒋济、司马懿所说，“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孙权念念不忘荆州，认为荆州属于吴，是刘备“借”去的。只是由于吴方鲁肃蜀方诸葛亮的协调，双方关系才没有破裂。这时，鲁肃已死，诸葛亮远在蜀中，关羽又不顾“结好孙权”的策略，甚至辱骂孙权，并露骨表示，攻拔樊城之后将移军灭吴，这是孙权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在曹操的支持下，孙权和大将吕蒙、陆逊决定袭取荆州，消灭关羽。
江陵是南郡的治所，关羽和将士的家属都住在这里，公安则是荆州的治所，都是军事上的重地，也是关羽的后方。这时任南郡太守的是麋芳，屯驻公安的是将军傅士仁。由于二城为重地，麋芳和傅士仁二人都是为刘备所信任的。从刘备在徐州时，麋芳之兄麋竺即是刘备的亲信，刘备出任徐州牧，即得到麋竺的支持。当刘备为吕布所败处于困境之际，麋竺又助以军资，并嫁其妹为刘备的夫人。待刘备取得益州，麋竺更被任为安汉将军，地位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麋竺与刘备的关系如此密切，麋芳也当然如此。作为刘备的妻兄弟，麋芳出任南郡太守绝不是偶然的。
在荆州，关羽未能协调与刘表原有势力之间的矛盾，又对曹操挑起樊城之战。特别重要的是，关羽破坏《隆中对》的策划，既不与孙权“结好”，反而招致孙权与曹操的暂时联合。关羽的失守荆州，并为孙权所杀，从内外部矛盾来看是必然的。
孙权
《三国志·蜀志·张飞传》说：“羽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同书《吴志》的《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说：“梗亮有雄气，然性颇自负好陵人。”同书《陆逊传》也说：“关羽矜其骄气，陵轿于人，始有大功，志骄意逸。”所谓“骄于士大夫”，“性颇自负，好陵人”，“矜其骄气，陵轹于人”，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也是关羽最大的弱点，如前所说，关羽曾骂孙权为“貉子”，即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不但对敌人，关羽的“骄气”还发泄在同一营垒的人们身上，甚至在刘备身上。
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之后将难于控制，即使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
刘备任麋芳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傅士仁为将军屯驻公安，是否除这是军事要地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答案是肯定的，即是为了监视关羽，防备他反对刘备。麋芳是妻兄弟，傅士仁是同乡，刘备不怀疑他们的忠诚，因而完全具备监视关羽的条件。
从关羽的“骄气”出发，对这位妻兄弟和同乡当然不可能假以词色，而麋芳、傅士仁却以监军自命，当关羽与曹仁在樊城相拒之时，命令“供给军资”，竟然遭到抗命，“不悉相救”。尽管关羽曾愤怒表示“正相治之”，当时却也毫无办法。
刘备任用麋芳、傅士仁以监视关羽，后来麋芳、傅士仁所以投降，这是出于孙权的“阴诱”。据前引《关羽传》说，“素皆嫌羽轻己”，“芳、仁咸怀惧不安”，却没有说明“阴诱”的具体内容。所谓“轻己”，对麋芳、士仁轻视这是关羽“骄气”的必然表现，但所“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其一应该是二人的无能，所依恃的仅是裙带和同乡关系；其二则应该是他们依恃这种关系以监视关羽，如果说重点在这里，那么关羽轻视麋芳、傅士仁是次要的，主要倒是二人背后的刘备了。所谓“怀惧不安”，其一应该是二人畏惧关羽，特别是关羽的秋后算账；其二则应该是畏惧刘备，深恐关羽在曹操、孙权联合进攻下失败，他们将成为荆州失守的替罪羊，为刘备所杀，后来刘封以不救关羽的罪名而死即是如此。如前所说，“为典州事”的潘应该是“阴诱”投降的牵线人，他的游说之词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当然，这是推论，但这个推论是合理的。
《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麋芳、傅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在关羽对曹操战争的关键时刻，二人为孙权“阴诱”，背叛投降，以致关羽全军覆没，荆州丧失；一方面却放纵关羽“骄气”的发展，与孙权失和，并坐视关羽和潘溶、麋芳、傅士仁的“不睦”，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