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儒家圣人的孔子，竟然“不知儒服”？是的他亲口承认了
根据《礼记儒行》记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夫，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鲁国君主鲁哀公问孔子“先生穿的衣服，是儒者穿的吧？”孔子回答说“我年少的时候住在鲁国，穿的衣服袖子比较宽；在我长大以后住在宋国，就戴章甫之冠。我听说，君子的学问要广博，衣服就要入乡随俗。我不明白什么是儒服。”后世就会有人认为儒家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特殊服装，孔子也不了解儒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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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非其然，《礼记儒行》所记载的这段鲁哀公与孔子之间有关儒服的对话故事发生在孔子离开鲁国多年以后返回故乡。唐代学者孔颖达针对这段对话解释说：“哀公至孔子之家，见孔子衣服之异，疑其儒服，遂问‘儒行’，为孔子命席，方说儒行之事也。”意思就是鲁国国君鲁哀公到孔子的家里，看见孔子的衣服与常人不同，就怀疑这这是儒家的特殊服饰，所以就问这是所谓的“儒行”，为孔子准备酒席，才说到有关儒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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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眼中的儒服
据史料记载，鲁哀公对儒家儒学并不感兴趣，只知其表，而不知其内，当看到孔子穿着显异，就拿其外表的穿着讽刺的说“先生穿的衣服，就是人们说的儒服吧”，孔子则神情淡定地说有关入乡随俗的话。则也另一面的看出鲁哀公只重其表的肤浅而不知儒家真正的精神内涵。后面孔颖达也说到：“言此者，讥哀公意不在儒，欲悔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反观孔子的回答实则出于情面和尊重，真正可笑的却是鲁哀公对儒家的无知。
在孔子对鲁哀公就儒服问题上的回答中提到了“逢掖之衣”和“章甫之冠”，两者都是华夏民族的日常穿着服饰。逢掖，古代读书人穿的一种袖子宽大的衣服，“逢，犹大也。大掖之衣，大袂之衣也”，逢掖之士就是对古代读书人的一种代称。章甫，《论语儒行》亦解释为“章父”，是古代殷人的一种帽子，《庄子逍遥游》提到“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髪文身，无所用之”。“逢掖之衣”和“章甫之冠”加在一起就组成了“逢掖章甫”，这也是古代形容儒生穿着的代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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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并不是为了入乡随俗而改变自己的服饰，我们都知道，古代改朝换代都讲究“改正朔，易服色”，在古人眼里，国家的兴亡是与天意相挂钩的，皇帝也是由上天决定的，俗称“真命天子”，既然改朝换代是一种不可违的“天命”，因此每个新朝代在建立之初必然要做些改变和革新，以此来彰显对“天命”的尊重继承。
儒服的种种
汉代学者董仲舒解释说“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当然，“改正朔，易服色”是因为朝代更迭而形成的一种规矩，儒服也确实存在，比如在孔子死后，其弟子在安葬他时冠以章甫之冠，这就充分说明了儒家包括孔子是有属于自己的特殊服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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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服也是中国古代汉服中的一种。汉服是古代汉人日常穿着，还包括儒裙，即上儒下裙。儒服也在多个朝代被提及，如明代李贽在《答邓明府》中提到“居士向日儒服而强谈服，今居佛国矣，又强谈儒”，又如清代卓尔堪《从军行》“上堂仍儒服，未忍换戎装。”
近现代作家丁玲在作品《母亲》中说“不同的只是武陵家里供的是一个凤冠霞帔的老太太，而这里是一个儒服儒巾的少年”。儒服不仅仅只是一种对儒士的代称，亦是一件简简单单的深衣，更是一种对一位学者个人诗书气的形容。儒服逐渐发展成一种道袍或者道服，到了宋代演变为了直裰，蓝色或黑色宽大长袍，斜领交裾，蓝袍四周镶黑边，衣背中逢直通下摆，后又逐渐被道士所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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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服的现实意义在各个朝代显现出来，儒服在鲁哀公看来不过是一件出于其表的衣服，但在孔子看来是代表儒家对圣贤之道的形象具体化，读书人奉孔子为师祖，衣着亦严格按孔子的思想来，为后来服饰发展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对汉服基本理念起到了一个参照作用。虽然儒服在现代社会人们日常穿着中消失了身影，但“不知儒服”故事的背后隐藏是对儒服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重要代表的尊重。
参考文献：《礼记》《汉书》《明史》《中国古代服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