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国：春秋战国时代最后的贵族之国
中国之贵族，不为权力所折服，不为富贵所诱惑，不为美色所勾引，亦不为强力所屈。这种性格自古以来，影响深远，多为后世崇尚上古遗风之人所传承。
贵族之时代，起源较早，却数为战争所侵扰。上古贵族时代，是很难受控于绝对权力的，夏商周之时，各色诸侯即便各有势力范围，但多为独立自主，他们所信仰的是天神，他们所供奉的天下共主，不过是借以与上天交流的媒介，他们的自主权力是相当大的。
而作为天下共主，则会代表上天拟订准则，这种准则建立之初可能不会带走太多阶级性的东西，其初心本身应该是为了大家生活得更加美好，其公平性是值得肯定的。直到周王国分封体系下的礼乐制度的出台，才导致这种规则逐渐演变成为权力服务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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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前后出现的易经渊源，其混沌朦胧，其不为任何种族或阶级所服务，可为后世各色人等所演习和运用，正是源于其公平。而周王国的建立，随着政治体系的逐渐完善，真正的贵族群体开始发生变化，诸侯之间不再为礼乐，为荣誉而战，而是为疆域，为权力，甚至为女人而战。贵族精神渐渐消亡，唯独宋国，贵族精神尚有遗存。
在春秋五霸中的宋襄公，一方面为后世所耻笑，认为其迂腐，固守所谓的“尊王攘夷”，以传统的上古礼乐为基本准则，但这里要说的是，商人与周人之间的文化渊源是非常不同的。一方面又有许多仁人志士，奉承宋襄公为真正的“仁义之君”。
夏商之际，贸易发达，商人尤其注重商业与贸易，《诗经》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这个相土是商王朝的祖先，显然从其时代，商人就已经将贸易发展到非常广阔的疆域。《周书》载:“肇牵车牛远服贾，以孝厥父母”，王亥也是商人的祖先，这里说的就是王亥牵牛驾车到远方进行交易，以养育父母。商人亦对上古政治管理体系进行传承和改革，“禅让”制在商朝历代君主中亦有体现。在夏商之际，除了共主身份的王，其余诸侯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与夏商之主平起平坐，直到周王国的公、侯、伯、子、男体系的完整成型，真正的阶级体系才真正完备。
而周人源自农耕文明，靠天给养的思维贯穿始终，其所创造的礼乐体系，亦是来自商人。商人的商业文化的发达，对财富的索取讲究“取之有道”，这种规则亦自影响到整个商人的思维体系和政治管理。从某种程度看，商人对礼乐的固守情绪，要比周人强烈得多。而周人靠天给养的思维，则极可能形成多变的格局，即商人制定的礼乐，商人以之为圣经，周人制定的礼乐，周人的骨子深处是没有完全认同的，他们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即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们将礼乐体系形同儿戏的根源，亦是贵族血脉断绝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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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封建，即是有封才有建，这个词语的产生跟周王国的分封制度绝对有关系。周人的诸侯国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因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自认的，而不是诸侯们所拥戴的，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因此，夏商之前的诸侯或者部落主，多有不同姓氏，到周王国建立后，天下则成了姬姓诸侯的天下，姬姓子弟广布在中土大地上。到春秋时代，齐桓公以非姬姓成为第一个霸主，即是对周王室的冲击。这即让有着先天贵族血脉的宋国人看到了希望，宋国人源自殷商，传承贵族文化，某种名义上甚至是周王室的老师，宋襄公便想重振祖先雄风，壮大宋国。
宋襄公的战败，是对贵族规则的绝对遵循。所谓“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体，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这即是将宋襄公与周文王相提并论，其标准其实就是贵族精神的标准。即便是衰败之际的周王室，周夷王时代也有“勿殄老幼”、“勿怜伤病”的规定，在上古军事作战中，可能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战争修养。但，到春秋战国后期，“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宋国的贵族风格弥足珍贵，但又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宋襄公可称为春秋战国，是整个宋国乃至整个封建文明时代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后的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