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铁路，仿佛是张之洞的仕途之路，也似乎是清朝寿终正寝之路
回眸近代中国洋务，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还是李鸿章、沈葆桢、刘坤一，虽堪称“洋务先驱”，但却无一能出张之洞之右。他的“湖北新政”似乎具备某种超越省际的影响力，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联手的著名“江楚会奏三折”，则几乎成为清末新政之纲领。但成就张之洞这一切的，却是一条卢汉铁路（今“京广线”北京至汉口段）。
北起卢沟桥、南达汉口的这条卢汉铁路，在今天看来实在太不显眼，但在清末，却是一桩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围绕铁路，晚清朝野曾喋喋不休地争论过几十年。早在公元1864年，英国怡和洋行原股东斯蒂文，曾提出修筑以汉口为中心的清国四大铁路干线计划，但动议一出，即遭清廷的否决。公元1880年，时任直隶提督刘铭传上奏，提议以北京为中心，修建四条铁路，北洋大臣李鸿章亦上奏予以呼应，同样遭到朝野上下的猛烈抨击，连曾任英国副使、坐过火车的刘锡鸿，也铮铮有词地反对，他在《罢议铁路折》中，列举修铁路“势之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认为，西洋的“技艺”与“政俗”配套，“断非中国所能仿行”。由于“廷臣谏止者多”，故清廷便“诏罢其议”。
直至公元1887年，醇亲王奕譞奏请成立中国铁路公司方才获准。不久，李鸿章便上折奏请修筑津通铁路。此动议又引起一批守旧官员的抵触，他们不仅给李鸿章扣上一顶又一顶“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之类的“帽子”，还怒斥修铁路是“破坏祖宗成法以乱天下”。面对再争论，清廷于公元1889年2月下旨，征求沿海、沿江督抚的意见，结果，多数督抚持反对意见，少数人的态度模棱两可。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则奏请“缓建津通改修卢汉”，他在复奏中，力陈修筑铁路利国利民，是中国自强的必由之路，并从全局出发，陈述修津通，不如修卢汉，“宜自京城之卢沟桥起，经行河南，达于湖北之汉口镇，此则铁路之枢纽，干路之始基，而中国大利之所萃也。”
熟谙清廷派系嫌隙的张之洞，大概事先已摸清楚清廷决策者的脉搏，料定此奏一出，铁路之争便将尘埃落定。因为李鸿章一再奏请建津通路，名义上是便捷京津互通，实际上是扩充北洋的势力范围。李鸿章的这一手，慈禧太后心知肚明，她不可能坐视北洋势力膨胀到足可“震主”的地步，而当时掌控中枢的奕訢与李鸿章也是貌合神离。张之洞的这一折正好与清廷扶植新势力，钳制淮系的打算一拍相合。于是，清廷下达一道上谕：否决李鸿章的动议，调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督办卢汉铁路。清廷的这番良苦用心，使张之洞有机会跟李鸿章比肩洋务，并最终后来居上。
公元1889年12月17日，张之洞抵达武昌就任湖广总督。自此，踏上督鄂修路之旅的张之洞，政治上鸿运高照，政坛上挥捭众议，事业上迈向巅峰，成为清末政坛一颗巨星，与李鸿章并称“南张北李”。
这条铁路，仿佛是张之洞的生命与仕途之路，也似乎是大清帝国寿终正寝之路。公元1906年5月，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14公里铁路贯通，并由卢汉路更名京汉路。铁路的建成，也预示着张之洞这次辉煌之旅的完结。惧怕张之洞尾大不掉的清廷，很快便以明升暗换的手腕调开张之洞，让他沿着这条亲手督办的铁路，赴京出任军机大臣。
之后，由粤汉、川汉铁路激发的两湖和四川民众的“保路运动”，成为引发武昌起义的一根“导火索”，最终导致大清王朝的灭亡。
（本篇完）